今年財政預算案的動議發言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用上甚多篇幅去討論政治問題；輿論除了將焦點放在曾俊華是否會競逐特首一職，另一個話題就是究竟政治和經濟的因素是如何互動。
公道地說，曾俊華沒有仔細說明，究竟他認為是政治影響經濟，還是經濟影響政治，又或者兩者如何互動。可是，不同的人總會見到自己想見到的事。我見到不少立場傾向保守的人，在財政預算案動議過後跳出來說：「政治爭拗影響經濟發展。」
香港人對這個辯題其實應該不會陌生。熟讀歷史和政治經濟理論的人更加會知道，真正影響經濟的政治是制度的改變，這種深遠的轉變通常是「一去冇回頭」。在銅板的另一面，經濟影響政治，大多數是即時當下的問題；樓價貴就有人抱怨自己是無殼蝸牛，到了樓價賤，另一班人就出來要政府拯救負資產。當經濟環境轉變，議題也會變。說到底，永遠都有人想借政府有形之手，代替自己去從別人身上拿好處，但是當每個人都這樣想的時候，就建立出一種新的政治文化，令一個地方的人由崇尚自力更生、個人責任，變成凡事都推諉成「社會的錯」、「別人的錯」。久而久之，越來越多人相信，社會非變不可，就算不惜顛覆秩序，也要革命抗爭。
所以，吃政治飯的，總會高舉「改變」的旗幟。當年的奧巴馬如是，甚至乎梁振英亦如是。可是政客一旦晉身權力圈，成為了既得利益的一分子，或多或少都會變成既得利益保衞者；當然，手段高明的政客，會繼續裝出一套為民請命的姿態，不過，在其位者都不願意見到翻天覆地的革命，這只不過是簡單不過的常識。
泛民建制未能吸引沉默群眾
剛過去的星期日，新界東補選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到這種建制內外的矛盾。從客觀的結果可以見到，其實傳統親北京陣營的得票率，不多也不少；至於建制外陣營的得票，也未見有真正的進賬。兩方其實都只是在同一塊餅中不斷分割，了無寸進。
說得再坦白一點，那些所謂的建制派，就算在過去兩年出盡飲奶的力，也未能爭取到真正的沉默大多數。反過來說，民主派雖然寄望傘後的氣氛，可以帶來新動力，結果卻是傘兵對傳統民主派的文化，不但抗拒，甚至表現出厭惡，而另一邊廂，無論是傘兵抑或傳統民主黨派，也沒有成功感化沉默的大多數。
毫無疑問，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我們每天都見到不少色彩鮮明的言論，可是每個個體在心目中所想的，卻未必完全完美地被展現出來。究竟這些沉默大多數在想甚麼？我身邊的朋友，不少都表示，有機會的話，他們會寧願移居他方。他們既擔心中共會毀了這個地方，但也怕抗爭者會毀了這個地方。他們真心希望見到下一代有出路，可是卻不相信現在活躍於政壇裏的任何一個人，有可行可信的政治主張。既然見不到任何正面的可能性，他們寧願到陌生的地方一試，或許這才是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核心價值。
過去幾十年，主宰香港政治轉變的最大因素，不是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是人口結構和組成的變異。香港由移民城市，變成一個由土生土長的去當家作主，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政治的分水嶺。到了八十年代過後，移民潮又一次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候。香港本來是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聚落，留下來的人，有不少是選擇留下來的。可是，到了有朝一日，留下來的人是出於無處可逃，他們奮起捍衞這個地方，也是自然不過的事。所以，要安穩這個地方的人，就是要令人感到有「留下來的理由」，這是本土的一種論述。見到曾俊華嘗試營造這種氣氛，我亦希望他能夠成功，因為這才是超越建制和抗爭以外，香港真正的出路。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