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從哪天開始,我喜歡問人:「你覺得香港未來會好嗎?」最初各式答案都有,基調越靠近現在,就越灰暗。後來,我厭倦重複,不再問,卻發現人們停不了口,吃飯、喝茶、搭車、買餸,然後上網說理吵架,談得都差不多,只是換了個版本:「香港會更糟嗎?」
那是2010年的冬天,比現在暖很多。那時我為朋友的新書找獨立出版社,尋到做出版的社會企業靈魂人物,80後。我們在油麻地果欄附近的茶餐廳見面,那時社運人還不似本土派這麼激進,談菜園村、談高鐵,其實談的是理想和情懷。「香港現在也沒不好啊,」那個不修邊幅胖乎乎的男子大口喝着檸茶,「只是呂大樂筆下香港的黃金時代過去了,現在80後沒有那麼多發展機會,但剛好可以停下看看那些為經濟發展忽略的東西,都幾好。」我記得他講最多的是梁文道和牛棚,某程度上梁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典範。後來我沒有再見過他,只是佔中時,看見他的照片被印在A4紙海報,上面標着「小心左膠」。
梁振英宣佈參選那年,我住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旁。週末本打算睡懶覺到下午。可梁在大會堂前停着競選巴士,一遍遍播口號「齊發聲,撐CY,選特首」。圍觀的人多,把梁圍在中間。晚上和朋友說起,冷眼旁觀者不少,但也不乏人對他好奇故而有所期望。到冬天,情勢急轉直下,很多人在說唐英年比起梁不知幾好。讀書時幾位老師約吃飯,反問我:「你覺得香港會好嗎?」我不敢妄下結論,只說:「比起內地,還是好很多。」他們乾澀地笑,我意識到「比內地好」不能安慰到人。同席有電視新聞業轉去做教職的前輩,問他為何轉軌道,他半開玩笑:「因為做新聞已經阻止不到梁振英,還是教育學生,寄希望於年輕一代。」
又一年過去,我自己也在做出版,為約本新書,和作者約在九龍塘下午茶。他從歐洲回港不久,說是不想錯過緊要的歷史時刻。談完自己的書,他說希望給碩士班新移民同學尋找出版機會,寫「新香港人」的故事,寫他們的香港認同甚至「不認同」。提起我的大哉問,他的答案我記憶猶新:「香港曾是所謂大中華圈內的奇蹟,我們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經濟的、管理的、文化的。但現在和以後,很難回到從前。香港會是大中華第一個盛極即衰的城市,所以我們會第一個學習如何面對衰落,也許以後不會好,但這是必經的階段。只是我們走的比較前。」
再一年就佔中,香港的不會好看來已變做共識。我在大學工作的碩士項目有很多大陸同學,有人死守金鐘,拍出雨傘運動的紀錄片;也有人被父母急召回家,躲避「政治災難」。大家判斷「好」和「不好」的標準完全南轅北轍,如有共識,就是香港不再是「絲襪奶茶」或「古惑仔」的刻板印象可以代表的地方了。留在香港與否,對這些孩子來說,不只是職業發展的計算,也有政治認同感的面向。
前些日子,又有吃飯,除我之外都是見多識廣的長者,談天談地談風雲人物,然後話題很自然一轉,「香港還剩下幾年?」,「移民哪裏最好」。我廣東話依然不好,見識依然不夠下什麼定論,只是靜靜聽,然後想起油麻地那餐飯,到現在不過五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