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被誘至深圳拘捕的晨鐘書局老闆姚文田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並判囚十年，當時到中聯辦抗議的只有梁國雄等寥寥數人。2015年11月，《新維月刊》、《臉譜》的創辦人王健民、編輯咼中校在深圳受審，當時香港輿論對兩名港人的遭遇幾無反應。
疑警方執行梁旨意引入文字獄
直到2015年12月30日，李波在香港被失蹤後，港人才驚覺正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開始關注事件。不過，焦點在中國強力部門跨境綁架，並未看到銅鑼灣書店事件同姚文田、王健民、咼中校被囚都涉及中國禁書的出版，港人仍認為香港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受到本地法例保障，梁振英政府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會像中共那樣追殺書商和禁書作者。
但是，當香港警方拘捕涉嫌參與年初一暴動的學生，撿走並展示作為證物的三本書時，港人是否還有信心認為只有中國才有禁書、才有文字獄？是否還有信心說香港不會有禁書、不會有文字獄？
如果說，姚文田被囚是因籌備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李波等被失蹤是因籌備出版習近平情史，王健民、咼中校被囚是因為出版專揭中共黑幕的雜誌，他們都是因捲入所謂反共出版物的禁書而惹禍上身，被中國強力部門拘捕、判囚，那麼，香港警方撿走並展示的三本書，包括《本土、民主、反共-黃毓民政論集》、陳雲《香港城邦論》及全球暢銷書《引爆趨勢：小改變如何引發大流行》中文版，又代表甚麼？
早在2012年10月，上台百日的梁振英就在接受訪問時稱：「目前有人鼓吹的『城邦論』及『香港自治』，一定不符合《基本法》一國兩制的自治概念。」至2015年1月，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時，又炮轟港大《學苑》封面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及學苑編印的書籍《香港民族論》。如今，警方把本土論述的兩本名著作為證物展示，很難不讓人懷疑這是在執行梁振英的旨意，不只是企圖以言入罪，更可能是要把中共的禁書制度、文字獄引入香港。
按照《漢語大詞典》的定義，文字獄是「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一旦本土論述的書籍成為警方檢控的證物，就不是環保倉被屈為旺角暴動的軍火庫問題那麼簡單，而是全港圖書館中的同類藏書何去何從的問題，莫非政府公共圖書館也都成了軍火庫？還有，不說學者、新聞工作者，僅是關心香港前途的普通市民，就有不少人家中藏有同類書刊，莫非這也是犯罪準備嗎？
港人對禁書文字獄太掉以輕心
其實，梁振英主政後，不只成為語言偽術大師，更多次興起文字獄。除向《信報》和練乙錚發律師信、炮轟《學苑》之外，最受矚目的是去年1月，國際運動用品PUMA在官方facebook發佈一幅馬拉松「D7689」號碼布圖片，被梁粉質疑是以粗口諧音侮辱梁振英，結果，PUMA被迫撤下圖片，並就事件道歉。
正因為港人對連串禁書、文字獄事件太過掉以輕心，對中共和梁振英在香港大興文字獄太少警覺，對港英遺留下來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制度太有信心，以致逐步發展到李波在港被失蹤，發展到警方拿本土論著作作為證物展示。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港人恐怕終有一日要像內地民眾一樣，要去境外買禁書再偷運回港。
此時，還能不想起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的反納粹懺悔文《起初他們》嗎？他是這樣寫的：「起初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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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