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的旺角警民衝突發生後，梁振英政府一味將責任推在示威者身上，中共甚至視之為激進分離勢力的暴亂。可以預料梁振英政府的認受性危機，加上當權幾年間製造的矛盾及死不認錯的態度，終會引發不可收拾的激烈抗爭。
政權出現認受性危機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民不聊生，無法改善人民困苦的生活；二、政府不能代表甚至出賣在地人民利益。政治學家Ian Scott指出，從香港開埠到80年代末，港英政府出現過4次認受性危機，其中，第3次認受性危機發生在六六、六七暴動期間，第4次認受性危機發生在中英談判及前過渡期的政治爭拗。六七暴動，可說明第一個因素，因為當時香港人生活困苦，政府竟同時增大多項稅收及徵費。而中英談判可展示第二個因素，當時的港英政府得不到香港人支持，因為其在談判期間，多次讓步，未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梁振英政府比港英政府更不堪，同時具備兩個因素，3年多的施政不但沒有改善民生，更令香港人見盡其出賣香港人的利益，令香港由生活到政治層面全面步向大陸化，例如將簡體字教學引入小學、不顧民意強行任命李國章做港大校委會主席，令香港人感到原本居住的環境變得陌生。
更甚的是，本來一國兩制的訂立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並以《基本法》表現出來，但梁振英政府連《基本法》也無法捍衞。近年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共粗暴詮釋《基本法》，強行推翻對香港的民主承諾，以及近日李波等人竟然在香港被大陸公安擄劫到大陸受審，梁振英政府完全無法保衞香港人安全，要求中共交回李波等人。所有荒謬的事情，都構成梁振英政府的認受性危機。
其實，任何政府都可能出現認受性危機，問題在於如何化解危機。當年港英政府回應認受性危機的方法，不外乎兩種。首先，政府會擴大其行政體系對各方人員的吸納，盡可能把反對者納入行政體系，令反對者成為建制的一部份，使其不再着力挑戰政府。另外，港英政府亦會嘗試改善反對者的生活狀況，讓反對者得到物質上的回報，減少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鬥爭管治將致社會失控
然而，年初一的旺角激烈衝突發生後，觀乎梁振英政府，絲毫沒有打算檢討一貫以來的強硬路線，一意孤行地將責任推卸在示威者身上，並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自以為可以透過不斷挑起社會矛盾，就能繼續管治下去，殊不知這種鬥爭思維引起的每一個矛盾，都可能成為日後大型激烈抗爭的導火線。
如此下去，梁振英政府的認受性只會越來越低，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視梁振英政府為外來政權的論述，很可能不久後將成主流。梁振英及中共的官員一直將本土意識打成分離主義，但本土意識越打壓越高漲，這時不如反問自己：若然香港沒有外來政權，本土意識又怎會成為分離主義？如果梁振英政府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反映香港人意願的本土意識又怎會被政權視之為分離主義？
若然梁振英不放棄強硬路線，在未來越來越激烈的衝突中，仍是透過警方強行清場，終會導致示威者傷亡。一旦警方開槍鎮壓示威，必定會出現梁振英政府無法控制的亂局，而梁振英政府平日製造的矛盾也會同時爆發，令香港社會失控，終會自食其果。中共一直所謂的人心回歸，就永不可能實現。
現時唯一解決香港困局的方法就是全面民主化，尤其要加速立法會全面普選，讓各個政治力量可通過議會制度代表各方利益，解決紛爭。
哲學家Karl Popper提醒所有人類：民主是唯一可以避免以暴力方式、令政權和平轉移的政治體制。歷史亦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制度，革命終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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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明
《學苑》前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