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爭取民主公義的抗爭者，必須要有一個全局的視野，才能定出抗爭的路向、準確的策略。必須對抗爭對象，包括中共中央和特首梁振英，有深刻的認識，知己知彼，才能增加抗爭的決心。
說到中共中央，首要觀察的就是習近平。近三年來，習近平正以不可抗拒之勢完成直趨毛澤東、鄧小平水平的高度集權之路，夢想成為帶領中國走向現代紅色帝國的獨裁者。但是，中國股市暴跌、企業倒閉、失業人口增加、資金外流、地方債台高築，難題成堆，積重難返，令習近平處於困獸猶鬥的瘋狂狀態。港人部署反抗之路，既要看到希望，也要清楚這是黎明前的黑暗。
至於梁振英，上台以來並沒有真正管理過香港。請看國教、港視、高鐵、三跑、假普選、自由行、七警、朱經緯、TSA、網絡23條、香港大學、標準工時、退休保障等等，這些堆積如山的事件和政策，是梁振英欠下港人的債。他用不着有民意觀念，也不會介意甚麼管治失效、管治危機，因為他只向黨負責。香港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訴求換來的卻是不公不義的回應，終於爆發旺角騷亂，梁振英難辭其咎。
筆者作為一個曾全程參與由前新華社地下黨所領導的六七暴動小頭目，對於旺角騷亂，並不感到太驚訝。這次騷亂沒有搶掠、沒有大面積破壞公物、沒有死人，不算是暴動。不過，只要梁振英繼續倒行逆施，讓社會上的仇恨繼續發芽；只要民主訴求繼續不能得到回應，社會不公不義繼續存在；只要激進本土派年輕人繼續受教主的教唆，繼續受人稱讚，膽子越來越大等等因素繼續發酵，更大規模的暴動必會發生，屆時暴力升級，中共派出解放軍開槍鎮壓，可能以死人告終。
暴力難爭取市民支持
作為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推崇者，我認為這次騷亂無論是警察的亂揮警棍、圍毆示威者、回掟磚頭、向天開槍，或是示威者以縱火、掟磚頭、圍攻警察、打傷記者，均已超出個人的底線。我譴責警方過度施暴，但不願意譴責年輕的反抗者，因為他們閱歷膚淺、血氣方剛、耐性不足，需要找尋一個發洩心中怨憤出氣口。但他們決不是英雄，不應獲讚賞。
勇武抗爭、暴力抗赤的提出，源於對共產黨的無知。暴力抗爭決不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正確路向。原因有二：其一、中共是我們反抗的對象，它的歷史就是一部殘酷暴力鬥爭史。講暴力，他們身經百戰、殺人如麻，加上現代武裝，試問香港的年輕人能有多大的暴力與他們對抗？他們不同於民主國家，不會為暴動、死人而驚慌問責，反抗者輕言暴力抗爭只會帶來無謂的犧牲。中共崇尚鬥爭的哲學，主張為了革命為了黨可以使用極端手段的思想邏輯，結果是紅衞兵造反有理可以殺人。難道香港的年輕人為了民主，抗爭有理就可以放火打人？這豈不就是共產黨邏輯？我們決不能跌進中共的思想陷阱。
其二、香港有根深蒂固的非暴力傳統。先是56年雙十暴動，其殘酷給港人留下刻骨銘心的烙印，對暴動深惡痛絕。而六七暴動更是鮮明的例證，筆者曾撰文指出，整個運動是由最初的反英抗暴轉變為六七暴動，轉折點是火燒林彬和真假炸彈的出現。當時的民情，痛恨港英政府是主流，人造膠花廠的工潮得到大多數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是為反英抗暴。但當新華社地下黨透過工聯會號召以暴力殺人來抗爭的時候，市民厭惡暴力、譴責暴力，便毫不留情地轉向支持他們憎恨的港英去平暴，是為六七暴動。這是一段相當弔詭的歷史，蘊藏深刻的教訓。市民討厭暴力是香港的特質，隨便使用暴力去抗爭可能自絕於市民，勇武者們應引以為戒。
梁慕嫻
《我與香港地下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