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眾人有「神通」，也許是言過其實，但在社會運動的路途上，每個人亦會有不同更適合的崗位。願意連結、聚眾之力的話，多線發展、行多一步，我們可做的事遠比只走出來表態多。
現時沒有人能夠提供圓滿解決銅鑼灣書店事件的辦法。這並不是在指摘公民社會的組織者，而是在勢力龐大的國家系統和國家機器面前，單靠香港的公民社會並不具備令中共出面解畫、放人的能力，我們一直依賴的抗爭、表態模式，已在新型的政治氛圍和中國霸權模式下無法有效運作。現有的香港管治體系不以社會和諧穩定、經濟發展為施政管治的首要目標，梁振英施政的首要方向是透過香港的亂局來累積鐵腕統治、連任的籌碼。因此，在這個政治脈絡下，單靠傳統的遊行、示威已經不夠，我們必須發掘更多的方式，提升我們能夠產生的壓力，令更多人捲入政治事件的漩渦。
但這種抗爭模式的改變不必是單向的，不必然指涉武力升級、勇武抗爭、溫和抗爭等手段式劃分，運用不同媒介、技術更廣闊地傳播訊息，也可以是令壓力增加的其中一個方向。資源整合、共享是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更有效地利用現存的資源是這種思維的另一種詮釋。遊行示威，其中一個作用就是透過媒體槓桿效應，具像化我們抗議的訴求及論述，使香港、甚至全球民眾都能夠接受到示威中的訊息，告訴大家「社會不是一片和諧」。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除了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新媒體的影響力亦相當大，周庭在事件發生後即時製作的短片獲接近一百萬瀏覽量，近日發佈的「失蹤李波……失蹤香港」類近紀錄片形式的短片亦獲迅速傳播，並引起國際媒體再度關注銅鑼灣書店的後續發展。
吸納更多非組織參與者
正如傘運時大家自動埋位，各自發揮長處支援運動，例如文化工作者發起庫存計劃、藝術家設計相關藝術品、音樂人寫歌等，除了在傘運引人入勝的「廣場狀態」運作，更需要放諸在日常社運議題上。組織者另一個需要提升的面向，就是結集這些非社運核心參與者、非公民團體義工，而有着不同文化資源、游離化的參與者。「失蹤李波……失蹤香港」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從構思、執行、製作，都是透過組織者以外包、資源整合的方式，基於義務性質而合作。組織者構思想法後，在資源豐富的公民社會尋找願意協作的專業人士，例如政界人士、攝製隊、繙譯專員等，事成後效果相當理想，在不同媒體的傳播率已高達數十萬人。
傘運後「充權」的群眾，代表他們願意為公民社會行多一步。組織者需要開拓更多組織模式，吸納更多在公民社會原子化的社運參與者，從而更有效地推展運動，產生更大的壓力。
羅冠聰
學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