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光復南路，還沒到農曆小寒，台北已經飄着春寒一樣的雨粉。白先勇披暗紅的頸巾，身邊有人替他撐藍色雨傘。
記者快步走到十字路口迎接，從遠到近，看見白老師一張臉時，他已綻放笑容：「又見面啊！又見面啊！」
國民黨退守台灣，66年前的同一天，他父親白崇禧將軍坐飛機從海南島海口到台北。如白先勇所言，1949年開始，國民黨的歷史在大陸終結，在台灣，是another chapter。
在台北，白先勇跟陌生人見面，多是定在家附近的茶館「相思李舍」。茶館主人不會說自己是老師的朋友，但每次他帶朋友來或是做訪問，總會盡量留裏面一個廳子給他。
法國《解放報》訪問全世界的作家為甚麼要寫作，也邀請了白先勇回答。他說，寫作是要把人類心靈無以言出的痛苦轉換成文字。
小說家從6歲就開始逃避戰火，湘桂大撤退，桂林被炸成一片火海，母親領着80多家族成員趕最後一班火車逃難，車頂難民，在駛進山洞時被撞走，身首異處。小學階段，白先勇染上肺病，被隔離養病4年。苦難、蒼涼、孤獨，不管你是大將軍、大家公子，人，有時候不過是孤獨的靈魂。
半途接手《他們在島嶼寫作2》為白先勇完成文學電影《奼紫嫣紅開遍》的導演鄧勇星，一年前第一次跟白老師見面，也在相思李舍。一夕對話，他曉得，聽白先勇，要懂得說話下面的另一層意思。就如斷井頹垣以前或以後，總有嫣紅開遍。又好比奼紫嫣紅的前世來生，怎不要走一趟斷井頹垣，這是生命的深度。
為文學家拍攝紀錄式的電影並不容易。製作《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的台灣公司目宿媒體創辦人廖美立，年前為了說服白先勇拍攝紀錄電影，在廣州足足跟他談了3天。白先勇答允以後才是一切困難的開始。鄧勇星形容金礦一樣的作家，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剝一些金片，最終，拍攝了1,200小時的錄影片段。
晚年追尋比小說殘酷
導演最透徹的是，明白想詮譯白先勇是不切實際的。他一直退，以退讓的方式去駕馭大作家，讓他走在舞台中心，在旁跟他起舞。在紀錄片與文學電影兩者之間，鄧勇星有自己的看法：「我寧願你看它是一本書。」而作為讀者，無論大作家怎樣在電影裏呈現，都是兩小時的好奇相聚。
跟很多作家一樣，廖美立說，白老師是主導性很強的人。片子裏不少是關於他在內地推廣崑曲的過程，也有他重訪故鄉的片段。跟學生唱戲、演出第100場、在桂林吃馬肉米粉、重訪南京。李清照的尋尋覓覓，李後主的別時容易見時難。亡國恨、敗兵將，片裏頭說父親留給他的遺憾，一碰觸了，就會痛。他一個文學家準備了20年，頭一趟寫歷史《父親與民國》，提到父親抗日，台兒莊一役大勝，殺4萬日軍，後來與蔣介石的分合，國共內戰打到最後一兵一卒，拒降毛澤東。最後到台灣，無非向歷史交代，一心與民國共存。但來台以後，卻一直受情報特務跟蹤監視。作為兒子，1966年12月2日父死那夜，加州一宵無眠，多年來，他心中陸軍一級上將父親的尊嚴，至上周四在港大《他們在島嶼寫作》的對談會上，依然固執不放。
年輕時，白先勇用文學書寫歷史，《台北人》帶着父輩台北人的落寞，今天，在影像裏，看晚年的他一路追尋，感覺比小說還殘酷。
「我的家鄉早就不在，已經消失，disappear ，一種懷念，所謂填不滿的，再也回不來的，是過去。我回去總是住在一間賓館，其實是我們以前的老房子，我們小時候，這個是另外一間房子，我們常常到這邊去，這個地方被炸，現在又是新起的，他們在我們的花園裏起了個大賓館，60年代鄧小平去，也是住在這裏，後來我跑回去見變成賓館了，有點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的感覺。」
「其實見還是不見好？」他聽了，喝着點了的泡紅茶，乾笑一下。
「不過，桂林還是美的，我回去桂林，我父親祖籍，30年代在廣西桂林南寧，留下很多歷史，我發覺有個碑是我父親寫的，孫中山先生剛剛過世，他寫的碑還在廣西師範大學，『中山不死，主義長存』，他敬仰三民主義，他的確一生信仰三民主義，敬仰孫中山，他見過孫中山。」
生於桂林，住過重慶、上海和南京，小時候跟母親到過宋美齡的聖誕派對，蔣夫人的雍容優雅，是白先勇的南京記憶。從大時代、大人物圈子走出來的文學家，其實早已知道跟故土格格不入，故鄉，在多少如他一樣的海外知識分子心裏，不過都是理想的中華文化。花逐雨中飄，曲隨廣陵散。他讀李後主詞，感受改朝換代。初到台北，住松江路127號木造屋，颱風漏水，一切，猶如劉汝錫的「烏衣巷」。
第二代人在台北是另一番追逐。跟白先勇一起創辦《現代文學》的王文興、瘂弦、洛夫、林文月、張大春、劉紹銘、王禎和、奚淞、陳若曦，另外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林懷民等等，數不完的文化傳奇也是傳奇的第二代台北人。至於香港，這一次拍攝完了劉以鬯、西西和也斯，廖美立把下一回最大的期望放在金庸。
拍攝白先勇3年，換了一次導演，聽說老師特別信任的還有內地一位導演。放開觀點，視這次紀錄為珍貴的相遇，讓作家想法先行，反而在主導性的影像裏，發現與感受到他的另一面。至於片中追逐青春版《牡丹亭》追逐崑曲，相比他放不下曾任國防部長的父親來台後的待遇，看起來，別有一番滋味。白先勇有真誠也有執着，能夠在中港台、倫敦、歐洲及美國上演《牡丹亭》共265場，若只看此為着力推動挽救傳統文化的行為，可能會遺漏了他最深處的文學與深情。
看一個文學家，需要觀察和碰撞。白先勇的動員力強，搖筆桿以外，他年輕時已為《遊園驚夢》編劇及當舞台劇製作人，當時還因影射高層在台北被禁演。前年，誰想到，香港的林夕，為《孽子》舞台劇歌曲《蓮花落》填詞，讓楊宗緯唱出一段現代舞的張力，毀滅性的淒美，震撼心弦。
林夕的詞：「倘若旱天雷能夠保持緘默，讓我赤裸裸愛一場赤條條來去，也不用誰為我解脫。」文學可以是孤獨的，人心會流離失所，看到別人跟自己的共鳴，那一種說出了的撼動，撒不了謊。片子裏，在幽暗的席位上，白先勇流淚，是悲傷的，也是優美的。
「你當時想甚麼？」記者在茶館問白先勇。
「就是那段阿鳳和龍子，他們那冤孽似的愛情，完全表現出來，從這個歌舞，龍子刺死了阿鳳，摟着喊到呢，這段真是震撼人心。」阿鳳的死，也包含重生的希望。
「常說老師是很深情的，那個時候，你也想到自己的感情？」
「不是。這個戲演到這一段時候，有意思就是說，講的是同性之間的愛情，我覺得它已經超越性別，不管他兩個人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它講的就是一個情字。我有個朋友，一位女士，是個女強人，企業界、文化基金的，看到這裏，她喊到……，她跟我講：『這就是愛情』。」白先勇本想在香港藝術節再演《孽子》，但因為沒有場地而申請失敗，但3月他會在中文大學講兩課。
情根是人最原始力量
《孽子》的愛情有超越性別之美，《牡丹亭》、《紅樓夢》的愛情有超越生死之美。他的好友畫家奚淞說，《紅樓夢》挑動了中國人的情根。記者把《奼紫嫣紅開遍》片子看了10趟，對文學家大半生起了無數疑問。白先勇說，1596年英國莎士比亞寫了《羅密歐與茱麗葉》；1598年中國湯顯祖寫了《牡丹亭》，東方的愛情故事、戲劇來說，到頂的，最好的，就是《牡丹亭》。他認為英文裏love、passion、feelings、sentiments，通通加起來也不夠一個情字。中國式的纏綿，英文還繙不出來。情根就更厲害，「它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力量，一種原始的力量吧」。
中國文學裏的情，含蓄而優雅。「曹雪芹受湯顯祖影響蠻大的，因為《紅樓夢》很多地方演《牡丹亭》的折子戲，像離魂，尋夢，林黛玉有次經過梨香院，看到一些伶人，一些年少的女孩子在演唱，就是唱《牡丹亭》幾句說話，『原來奼子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以後，心動神搖，非常感動」。他說林黛玉某程度是杜麗娘的重生，兩人都非常感性，對情非常執着。而黛玉明白生命局限，花落人亡兩不知，就是一首自輓詩。
「《牡丹亭》、《紅樓夢》到《孽子》，你半生了，你自己對愛情的感悟是怎麼樣？」
「啊，我想就是這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哈哈，這幾句話，我那麼喜歡，我回頭想，當年那麼喜歡《牡丹亭》，喜歡湯顯祖，喜歡曹雪芹，我自己又寫《孽子》、《玉卿嫂》，寫這些小說，我想多多少少有湯顯祖、曹雪芹的愛情觀，受他們影響，也是我自己的體驗。」
「你自己的體驗是怎麼樣？」
「愛情有兩面，可以使你極端的歡愉，也可以使你極端的悲傷。」
「還淚，還債？」
「對對對，你看曹雪芹真是會想，你想想看，世界上的眼淚為甚麼流得最多？為愛情流得最多眼淚嘛，男孩子平常從來不哭，是硬漢嘛，為愛情也會流眼淚。」
「你為愛情也流很多眼淚嗎？希望你不要介意。」
「當然當然。我想也流過吧，哈哈，也流過，我想大部份人都為愛情流過眼淚，有時候是感動，有時候是悲傷，可以喜、可以悲。」
「還淚還債。」
「還淚還債，還淚還債。」
「你的半生，也是這樣？因為你公開講過跟王國祥先生的友誼和愛情。」
「對對對，因為我們要很尊重他，他都過世了，平常我也很少提，除了我寫以外，我尊重他，他是個很隱私的人，很低調的人，所以，我也不太談的。」
「不談他的名字，但是你也會有感悟？」
「我不是有一篇文章，叫〈樹猶如此〉，他過世6年我寫的，我都寫在裏頭去。」
白先勇說過，文學是要百分之二百誠實。他現在78歲這年紀，愛情，還是很難。「愛情我想是我們人類最複雜的一件事吧，未必好多人都知道愛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知道嗎？）死到臨頭自己也搞不清，你看多聰明的人，一旦談戀愛，就糊塗了」。
人生有一段路，互相扶持，那一段路就勝過跨越一生了。高中時候認識王國祥，來往相交38年，1992年他離世，成了無法彌補的天裂。白先勇1963年到美國愛荷華升學以後，一直定居美國加州教書，也經常到中港台講學。王國祥生前很喜歡茶花，年前老師在家裏搬動佛茶花，發覺身體不對勁，檢查才知道心臟兩條血管栓塞了百分之九十九，立刻開刀動了手術。現在他精神氣息很好，天天睡前練習20至30分鐘氣功，「還好，我剛檢查過了」。文學家睡覺頗麻煩，常常要捧着一本書，「看看看，噗通，書掉下來，睡着了」。
文字是他的信仰，安身立命的依歸。有人說，生活多姿多采的海明威，寫作時，像個虔誠的僧人。Susan Sontag看寫作是一次認真的閱讀，所以在作者身份裏，永遠有想改想寫得更好的焦慮。白先勇盡得異同。
寫作絕不是快樂的事
「我的習慣是從晚上11點寫到5點，剛好跟他倒過來。我是個夜貓子，我晚上沒有電話了，電話也不來吵，好像晚上是安靜，晚上是屬於我自己的世界，這個時候寫作最好。Hemingway非常講究文字，他的英文看起來簡單，其實是千錘百煉，他把每個廢字，不要的刪掉，磨成句字。我也是很喜歡改的，東改西改總不滿意，寫完了又不滿意，甚至出版還在改，還想改，看了一下，又不對了，這個字不對，那個字不對，好像永遠達不到自己最理想的。」
「作家應該可以是這樣？」
「沒有應該的，有些很厲害，寫一稿就定了。」
「那你要寫多久？」
「寫作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很痛苦的，寫寫寫，磨磨磨，對我來講，要磨的，我不是一個快筆，不是說一寫就能寫出來的。寫小說東磨西磨，寫完了，睡覺啦，一想起就跳起來，又跑到書房去改一個字。」
「你說過王國祥先生給你寫作一種安定的力量，現在你怎麼去調節？」
「現在我自己年紀大了嘛，我自己想反沒有這麼大壓力了，真的喜歡要寫，就寫一寫。蠻放鬆，年紀不同有年紀不同的心境」。他在早前的平安夜於《聯合報》發表新一篇小說〈Silent Night〉，寫慈愛的神父跟邊緣移民的邊緣關係。
新台北人沒沉重過去
白先勇跟台北仍然有很深的感情，最重要的11年在這裏長大，感覺是蠻自在的。台北已是一個熔爐，相思李舍這個茶館，有意思在於並非來者不拒。主人是建築師，曾加入興建101大樓的建築師公司，父親一代也是從大陸過來的國民黨人，他感覺台北是進入不同世代了，但台北人善良特質不變。
「要是你重新去寫《台北人》，最引起你興趣的是哪一些人？」昏黃光線，老舊桌椅，白先勇討論新的台北人。
「我得看，我覺得文學寫的是人性，人情，事實上這種東西是很少改變的，只是他們生活方式改了，我想台北很多東西好寫的，例如，像中年一輩這些，就等於我的台北人的第二代的那些，他們的奮鬥，有好多留學出國，後來又回來了，他們的悲歡離合，這都是故事。」
當年他看胡適回台灣演講，突然覺得五四那個時代的確已經過去，中國的一個青春繁華時代走遠，留下重要的精神，還讓多少代人追逐？「胡適的自由主義，那種寬容，那種Liberal，那個永遠不會過時。時代是過了，天旋地轉，1949年天翻地覆，我就寫〈冬夜〉嘛，這本小說，這個也給一些靈感，這些知識分子，看他們說的民主與科學，其實也沒有真正達到，他那時候的理想，他的Dream，科學是比較有點，民主是更遠了，（你是指中國還是台灣？）中國。台灣的民主還在掙扎中，台灣的民主是有了一種形式吧，我想還未達到這個理想吧，慢慢的改吧」。
「我們很注意台灣總統的選舉，你覺得那些總統候選人，有沒有新台北人的特點？」
「我想應該有吧，他們都應該有，新一代，他們這個年紀，不過他們也50、60歲，是跨代的吧，如果是，我有興趣去看，再下一代，更年輕20年下面一代，他們出來做總統的時候，台灣不曉得變成甚麼樣子，真正的台灣的」。他看青春年輕一代，沒有傳統，沒有負擔，完全新的一代人，沒有過去的沉重，有好有壞。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白先勇看文化是靈魂，若沒根基，也就是靈魂的飄泊。至於歷史，當馬英九可以跟習近平會面、握手，背負再多，他也明白世間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在一整個社會看來，那不是誰可以把過去輕輕放下的問題，而是要懂得怎樣擔起將來。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電影系列上映資料可看： http://www.cinema.com.hk/tc/movie/special/15 ）
記者：冼麗婷
攝影：許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