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查理周刊》，我很掛念一個素昧生平的人。慘劇發生之前，名字聽都未聽過，當晚大小電視台清談節目爭相討論，其中一家請來因為遲到開會而逃過劫數的專欄作者當特別嘉賓，見他驚魂未定強忍哀痛為枉死的同事朋友聲討暴行，三番四次泣不成聲，就此緊緊記住了名字：Patrick Pelloux。正職是醫生，應該非常理性，但抵達現場企圖搶救不果，眼白白看住一個個浴血的熟人撒手塵寰，震動之大無可想像，拖着疲憊的身軀即席主持公道固然需要勇氣，讓不輕彈的眼淚在最公開的場合決堤更需要勇氣，我毫不猶豫便把他封為英雄，恭恭敬敬脫帽致禮。有情有義有承擔，在老派人字典裏，是「男人」的定義，風和日麗的時候他們並不起眼，街頭擦肩而過，無色無臭面目模糊，危難關頭就似電話亭變身的超人，摘下遮蓋靈魂之窗的眼鏡，亮出被夜行衣緊緊包裹的強壯肌肉。
歐洲醫務人員專業以外有其他技能和嗜好，似乎十分普遍，獨沽一味的東南亞同行瞠乎其後。我認識的一個牙醫喜歡深海潛水，副業是海洋生物攝影師，既在博物館擺過展覽也為電視台拍過紀錄片，一提起鯨魚海豹口沫橫飛，別人在診所播放音樂鬆弛病人精神，他別出心裁在天花板打碧波蕩漾的幻燈片。幫襯了十幾廿年的家庭醫生熱衷郊野陡步，同時致力平權運動，而且對舞蹈和戲劇瞭如指掌，能夠分析蕭菲紀蓮前後期演繹吉賽爾的特色──六十五歲的他去年夏季毅然退休，令我飽嚐喪家之犬的滋味。柏德烈皮魯斯先生宣佈這個月停止《查理》專欄，也教人悵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