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政府要有效管治，必須得到人民的信任。單靠強權或收買，即使能在短時間維持得到政權，但那是缺乏可持續性的。因此，當一個政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必須想方法去得回人民的信任。若有民主選舉的制度，舉行選舉可測試選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有多高。不能獲人民信任的政府就會在選舉中被換掉。這可說是政治管治的常理。
但在香港現在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梁振英政權卻違反常理地，不去理會港人對他的不信任，完全不去想方法贏回港人的信任，反去挑起更多的不信任。最新近的例子，就是在港大學生、教職員及校友強烈反對李國章出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下，梁振英仍是運用校監的權力委任李國章。這樣不理會大部份持份者的想法而強行作出這樣的任命，明顯地他不單是不聽民意，也不只是不理會反對，而是着意要挑起爭端。這樣不合常理的做法背後有甚麼道理呢？
當然梁振英不是瘋子，他的所作所為必有其原因的。梁振英不是不明白上述的政治管治常理，但問題是他有自知之明，由他上任那天，已有四十萬人上街叫他下台。加上在過去三年，尤其爆發了雨傘運動後，他知道無論做甚麼，基於他的「原罪」，怎也沒辦法取回港人的信任了。再且，特首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能否連任，關鍵是北京政府是否覺得他有價值，而非港人是否信任他。
既然沒法取得港人信任，而人民信任又不是直接與他能否連任有關，故與其想方法重新爭取港人的信任，不如向北京政府證明他的存在價值。梁振英的估算是香港社會的紛爭越是激烈，北京政府就越需要像他這樣的人來當特首，忠於中央又立場強硬。這就是梁振英政權主動去挑起爭端的不合常理行為背後的道理。
梁振英的如意算盤有其道理，假設的是北京政府不看港人是否信任特區政府，而只看特首能否力壓香港的反對聲音。不過，梁振英最近到北京述職，習近平一方面表示中央充份肯定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梁振英，特區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團結社會各界。主動挑起爭端肯定不是團結社會各界應該做的事。
這假設能否成立，可能連梁振英也沒有十成把握。或許，連北京政府也還未確定長久的對港政策，因最終還要看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能否令泛民保不住立法會三分一否決權才能決定。在與梁振英會面時，習近平還說一國兩制的實施出現了新情況，香港和國際社會都有議論，他強調要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這種說法可以有很多不同解讀。
挑起社會爭端力求自保
但梁振英也沒有太多選擇，因他手上並沒有太多政治籌碼。可以想像在他餘下的任期，從退休保障的諮詢、標準工時的討論、版權條例修訂、基建超支、一地兩檢、公安過境執法等爭論看，就知道梁振英政權不可能在管治上能有任何成績。因此，梁振英也只能在此時候把所有籌碼押在這不合常理的道理上，繼續挑起社會的爭端，力求自保。
在香港不正常的政治狀況下，港人不幸地被梁振英逼上抗爭之路。相信沒有人願意無緣無故地走上街頭抗爭，大部份人都希望可以透過理性討論去達成社會共識，但面對一個不正常的梁振英政權，凡事要挑起爭端，而不是要想方法取得人民信任，港人走上抗爭之路，也是無可奈何。惟有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選舉，香港的政治管治才有機會回到常理，能得人民信任的政府才可以有效施政。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