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財爺在網誌提及本土主義的興起，認為本土對香港有建設性，不過中共喉舌《環球時報》似乎不太認同，並且將香港的本土思潮視作「拒中抗共」的力量，有與台獨勢力合流的可能。其實文章作者理應看看沈旭輝在去年初寫的一篇文章，了解一下「新本土主義」、精英政治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就不會錯誤地把香港的本土思潮理解成「少數文化精英」的玩物；有意了解香港政治局勢的人，也不會把本土論述視為「泛民主派」的產物。
隨着科技的發展，過往的精英，例如民意代表、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的權威性受到削弱。由於互聯網發展蓬勃，獲得資訊的方式比以往更多，傳遞資訊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一般人與精英之間的差距、特別是掌握的資訊量被大幅拉近。任何人只要多花心思，多下苦功，都可以隨時變身成為意見領袖，發表他們的意見，話語權不再掌握在小部份人的手中。當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精英時，舊有的精英自然會被消滅；當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精英時，一般人對於精英的要求就會比以往更高，誕生出對精英的新定義。
九七前的港英政府，透過香港的華人精英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實行「以華治華」。例如省港澳大罷工，由廣州主導的罷工有不少香港人響應，而當時的港英政府則透過香港的華人精英招募其他港人去頂替罷工工人，在不少講述香港歷史的書籍都有提及過。這種由政府釋出好處、拉攏華人精英、「以華治華」的方式一直行之有效，主因當時作為殖民者的港英政府仍然在政治上主導一切，與香港本身並無太大利益瓜葛，與今日的「港人治港」有着極大的差異。
九七後的香港，管治香港的人不但要平衡港、中間的利益，當事人在香港的利益與香港人之間有否衝突，都成為香港人對政府管治滿意度的一個指標。正如現屆特首梁振英先被發現參與「黑金飯局」，後有UGL巨額收益，均成為香港人不信任現屆政府的理由。加上加入政府的多位高官，乃至不少立法會議員（不論泛民建制），表現差強人意；另一方面支持梁振英的精英在選舉後獲得不少得益（如新世界星光大道、梁粉做大學校董），被人質疑是利益輸送，全部都在動搖精英的權威性。
民主社會自能找尋平衡點
新精英的崛起，舊精英的沒落，驟眼似是新舊世代交替，但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出發，卻是一種社會調節機制，最終目的在於尋找一個平衡點。美國會有特朗普，法國會有極右國民陣線，自法國巴黎恐襲後均獲得極高的支持度。不過特朗普恐怕不會成為美國總統，國民陣線在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夾擊下失利，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下，選民的政治智慧不會愚到一面倒支持極左或者極右，而會尋找兩者間的一個平衡點。成功從選舉跑出的人，亦需要面對社會的新訴求，主動求變。
可惜，一個把民主視為「惡鬥」和「社會混亂元凶」的政權，絕對會把這種社會調節機制破壞，結果將導致一般人走向極端。越是敵視、畏懼、拒絕本土進入香港的政治主流，反會助長本土主義的興起，因為香港人連一個可以立足的平衡點都找不到。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