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兩名《蘋果》記者在追訪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期間，遭警員截停並以「遊蕩罪」帶署調查。雖然兩名記者在被盤查一個多小時後被釋放，吳克儉此舉仍遭新聞界以侵犯新聞自由譴責，成為一周熱點。
此事的關節之處在於，新聞界以記者出示工作證表明身份後仍被扣留而譴責吳克儉阻礙採訪，教育局卻以吳克儉不知來人背景和目的，基於合理懷疑才報警求助；更且，教育局強調吳克儉一周數次被陌生車輛跟蹤，似乎此次報警行為是驚弓之鳥的不得已之選擇。雖然雙方各執一詞，筆者較為傾向於新聞界的看法，作為問責高官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若對香港記者的追訪手法如此陌生，是過於矯情的託詞。
記者飛車跟蹤、調查新聞人物，是自90年代中後期狗仔隊文化進入香港開始，最初多用於娛樂新聞的採訪，較少用於政治人物。這種採訪手法是在傳媒私營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中產生，突破了過去傳媒依賴新聞人物或官員為信息源的慣例，轉而以公眾的興趣和利益為媒介議程設置的驅動力，實際上是將新聞生產中的主導權轉移到傳媒——這個自詡的公眾利益代言人——手中。這種對抗式的採訪手法，雖屢屢引發公眾、學者對於記者採訪權和公眾人物私隱權之間界限的探討；但事實上，由於藝人與傳媒之間存在的共生關係，這種採訪手法已被娛樂人物接受成為常規——記者知道藝人的底線，藝人明白記者的職責，雖有衝突但總體而言相安無事。對於政府官員而言，亦與記者存在着這種共生關係：傳媒需要來自政府的消息，更因為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官員有監督之責；而政府部門既需要傳媒平台宣傳政綱、政策，又需要通過傳媒來影響和爭取民意。相互利用卻相互提防，是記者和採訪對象之間的常態。
身處高位更需自我約束
而歸根究柢，這種共生關係是不平衡的，時時出現緊張和矛盾：傳媒掌握着藝人的生存命脈——曝光率，因此只要記者不踩過底線（如在私人領域偷拍）藝人亦無話可說；而對於並不依賴傳媒曝光率為生的政府官員而言，記者是否有權追蹤其八小時之外的行蹤，的確是模糊地帶。一般而言，因為高官與普通公務員不同，身負重責和厚祿，工作時間答覆記者採訪和查詢是義務之外，工作之餘的生活接受適當的傳媒監督是被社會默許的。因此，吳克儉此次捱轟，實在是因為他將自身擺在了普通公務員的位置。
雨傘運動以後，香港記者在採訪期間遭警員留難的情況屢有發生，以此次吳克儉的高官身份才格外引發爭議。以吳克儉十多年的公務生涯，不可能對香港記者的採訪方式毫無了解，此次報警阻撓記者採訪，筆者更傾向於解釋為是本地傳媒與政府關係惡化的表徵之一。高官們對傳媒如此緊張，除了是因為在整個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中神經高度緊張之外，更顯示是威權思維作怪，容不下反對聲音。在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變局中，港台兩地傳媒才從政府喉舌的角色中轉型為獨立的商業機構，這過程中調查新聞功不可沒。無論是從信息資源還是權力來看，政府官員都遠遠高於傳媒記者；這種情況下吳克儉仍要報警阻撓記者採訪，用打壓二字來形容並不過份。看看兩蔣時代的台灣和如今的中國，公眾便知傳媒受壓的結果；身處教育局局長高位的吳克儉，更需知自我約束的必要。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