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維說他從無夢見自己會飛，只試過夢中看鳥。有些人夢中快樂翱翔，別無恐懼。有些人，夢裏飛越重山，身不由己。人把生活上的信心與焦慮投射，所以夢中化鳥。
「一定會摔死，一定的。這樣說罷，還沒有人能活過。」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史維說。百多年以前，德國工程師Otto Lilienthal用滑翔機試飛，最終摔死。至於發夢，他笑說：「厲害啊，我可從來沒發夢自己會飛。」
史維是飛彈之父錢學森徒孫。1977年他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修畢機械動力工程後，1979年考得美國獎學金到密歇根大學跟從Thomas Adamson Jr.研究，分別於1981至1982年取得航天工程學碩士及博士學位，Thomas Adamson Jr.正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史維五年前來港出任科大首席副校長之前，是密歇根大學講座教授及航天工程學系系主任。近三十年來，他以學者身份為美國太空總署處理不同研究項目，2002年取得該署1,500萬美元資助成立未來太空運輸研究院，是少有華裔首席研究員，著名項目包括為新式太空穿梭機研究渦輪及引擎，提升可再用功能。九十年代中，他得到美國政府國防部贊助經費，研究小型無人機15年，透過生物啟發，約於2001年成功研製約6吋長的微小型無人機（Micro Air Vehicle），名為Gator（鱷魚），是航天工程走向尖端微型科技的同類項目之一。
一次正式訪問後，飛彈之父的徒孫帶記者到西貢碼頭觀察黑鷹飛行。
「像你這種性格，為甚麼要當副校長去管人？」迎着碼頭走，日落西風，海中小島百鳥歸巢以前，黑鷹忙在海上覓食。這個時候，高空上剛起飛的「鐵鳥」飛得特別慢。沒留意史維當時候的樣子，只猜想，管人與被人管都不是有趣的事情。他小時候愛捉蜻蜓蝴蝶、用彈弓打鳥，現在於科研、行政以外，還原率真，「我小時候很調皮的。」
無孔不入但非為間諜研製
世上幾千種鳥，史維看過幾百種。停在樹上的，他沒興趣。飛着的，百看不厭。觀察黑鷹飛行捕獵後，西貢巿Classified餐廳飲啤酒吃薯條。記者出想像力，史維出理性。他的「鱷魚」無人機，後來優化至只有4吋長。若科幻間諜小說要寫微小型無人機，一定要追上科研速度。
「無人機最小最小可以有多小？」黃昏是沒有秘密的。
「就這樣大。」史維向記者豎起食指頭的一小半。
「像蒼蠅一樣？」看到一雙放大了的瞳孔，他笑起來。細小的無人機，可以到大亞灣核電廠收集核輻射數據，或是在北京收集PM2．5空氣質素樣本。福島地震，四川汶川地震，人去不了，路又斷了，可以遙控無人機探測輻射情況及執行小型運送任務。當然，它的威力也在於監視，可以做情報工作。所以，美國白宮及日本首相官邸出現無人機，特別懸疑。
史維曾替美國空軍做很多研究，都不是機密的。「我從來沒有跟任何單位做不能發表的工作，基本前提，都是必須公開發表的。」科學放於政治、軍事，殺傷力大，中立是學者必具之義。
「還有甚麼問題沒解決？」
「穩定性。它為甚麼要掉下來？」
優化微小型無人機在於操控。這樣小，還能飛，又不掉下來，而且風一吹，隨時可以調整。Flyer inspires the flight，一隻蒼蠅都是學問。「蒼蠅飛過來，你馬上就要打牠，但九十次都打不到，牠很厲害，比你快很多，對不對？」他說蒼蠅之時，記者想到蚊。一若杜鵑花大小的蜂鳥無人機，機翼只有2吋長，已經有人研製成功，但仍然是有線拉着飛，要無線飛行，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
「我們覺得有趣，當然是間諜的事情，這麼小的。」
「從我們觀念來講，間諜是一個可能，可是我們不是為了這個做研究。」教授說。
「只是討論，怎麼可以做到這個地步？」記者問。
「可以做得更小，跟灰塵一樣。」
「啊！」
「它也不見得一樣的飛，它有不同的方法去飛。」
「可以這麼無限嗎？能有一個限制嗎？最小最小……」
「那不一定，看你的creativity，再過五年問我就不一樣了。」對話之間都是笑聲。不怕精、不怕呆，最怕沒將來。將來，是科學的支票簿。眼前科學家不怕儍人，史維應該是個好老師。「你不能用我們現在的想法，蚊子又是怎麼飛、怎麼看啦？」他說一隻蚊看圖形、動作，不看人的樣子，人動手打牠，牠不需要知道甚麼是手，本能就會飛走，這是自然界生物感應的精密部署。
「蚊這麼小，怎麼把鏡頭放下去？」記者繼續在自己的思想軌迹發問。
「放照相機是很難，放化學感應器（chemical sensor），只放一兩粒原子就夠。」最動人的訊息，兩粒字也就好了。現代科技世界不再鬥大，而是鬥操控，鬥微型，鬥無形。
談錢學森之變︰因中國需要
史維是美國航天及宇航學會、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少年時候，他以為自己應該修讀哲學及歷史。父親四九年跟從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本來任職教育部門，到台灣後變為軍人，實質上，他受的軍事訓練很淺。四個兒女之中，他是長子。人生啟悟，從大學選科開始會後悔，但真正肯為後悔事情付代價的人不多。史維考進清華大學修讀機械動力工程(Mechanical Power Engineering)後，一度想重考入學試轉讀文科，父母聽了不高興。於是他走課自修哲學，可是，大三那年，他又發現，原來曾經不喜歡的，可以變為喜歡；一直喜歡的，卻又沒有變為不喜歡。
到美國跟Thomas Adamson Jr.當研究生後，史維才知道對方是錢學森學生。老師給他最大影響是對科學的奉獻與好奇。至於錢學森的理論，從史維那代開始至今，已經變成經典教科書裏的基礎理論。飛彈之父的性格為人，老師曾親口憶述。「他講過一件事情，錢學森因為遲婚，生小孩比較晚，我的老師同時間也有個baby，錢學森跟他講，你這個給baby吃的營養配方不是自己配的。他為孩子自行配方，以為很聰明，最終還是要聽營養專家意見。有時候，自以為是嘛，都有的啦，所以難講。」當時中美冷戰，在充滿不信任的麥卡錫時代，錢學森在美國最後幾年已變成另一個人，「錢學森的事情是很複雜的，他在不同階段的生命有很大改變，回中國大陸以後，做的事情整體都是武器，因為中國需要。他做的衞星「三彈一氫」都有功勞，當時是重要人物，不同環境有不同需要。所以，到最後，你要決定是不是要服務人民，是貢獻多還是毀滅多。」
史維剛把朋友送他的《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看完，明白人生、科技、經濟與政治都可以荒謬的弔詭，例如為甚麼世界致力反恐卻刺激出更多恐怖分子？巴黎恐襲當晚，他看猶太朋友的父輩逃難故事，感覺特別深刻。人心追求和平，作為學者，研究被人怎樣利用是難以控制。在美國三十年，史維參與過火箭及太空船研究項目，也包括研究飛機固定翼及非固定翼的空氣動力學。來科大首三年，他繼續為太空總署完成研究航天器的推進系統。並且一直編寫航天科學書籍，包括與其他學者合著《An Introduction to Flapping Wing Aerodynamics》，解釋小鳥及昆蟲的拍翼原理跟微小型無人機的飛行關係。
受小鳥昆蟲拍翼理論啟發
以往大型無人機（drone）是固定翼的，機翼有兩三公尺長。在阿富汗用飛彈殺了很多人的也叫drone。把大型飛機固定翼飛行空氣動力學放在微小型無人機是行不通的，遠於1934年，Antoine Magnan把固定翼飛行程式放於大黃蜂的體積及飛行速度運算，結論變成：大黃蜂不會飛。多年以來，大自然昆蟲與雀鳥飛行，都停留於觀察理論層面。史維說，成功令微型無人機從不能飛到能飛，都是這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因為碳纖物料及微型電子的出現，加上研究成本低，世界很多地方開始研究。史維解釋，成功優化微小型無人機，最大關鍵是了解小鳥昆蟲一對又軟又會變形的翅膀，例如蜂鳥飛行時8字形的拍翼，蝙蝠翅膀二十四個關節可以伸縮變動，這對飛行的升力及推力都很重要，而且還能隨風轉動方向。如何把翼的軟度及變形程度成功轉移到小型無人機航行上，要經過不停的空氣動力試驗，蜂鳥無人機8字形的拍翼，就是為了實際飛行動力學的需要而不是要讓它看來趣致。
史維八十年代初在美國當研究生時候，在舊書店買了一本書，是劍橋大學一位攝影師拍攝的昆蟲相集，「他拍攝這個蟲呀，非常非常漂亮。」剛滿六十歲的教授，因為喜歡拍攝雀鳥，經常背負沉重攝影鏡頭，當作體力訓練。
記者隨意翻看他在科大網頁內的攝影（ http://evppo.ust.hk/flightinsight/#home ），驚嘆萬物一元。在他鏡頭下，雀鳥飛行形態，像書法，也像水墨。空中落墨，橫直撇捺，剛勁有力的筆觸，正是雀鳥拍翼飛行模式，向上向下，翻內翻外。別人看意境，他看小鳥飛行密碼。有些極具詩意，有些道破世情。有一幅，背後故事是香港公園的大鳥欺凌小鳥。一隻小鳥被大彩雀攻擊，最後，鏡頭下，只見大彩雀惡形惡相咬着小鳥，另一小鳥只能含着同伴留下的一根羽毛。到最後，只剩一根毛？記者當時致電詢問，教授隨和笑着解釋：「小鳥沒事，大鳥放了牠，三隻鳥一下子就飛走了。」
航天工程教授精采的地方，是他能把天上有生命的及無生命的，透過淺易科學理論，優雅攝影，把生命與科技拉在一起，而且樂於解釋。來港生活五年，他會跟太太到深水埗找白糖糕，周末愛到銅鑼灣享受風味特色西餐館。天上地下，東西共融，最重要，他敢於溝通。作為台灣出生成長的美國公民，他坦白說，科大是很美國化的大學，但行政系統卻是英式管理，既鼓勵發展，卻又很多規矩章則，到最後，骨子裏留着中國人的傳統，比較保守。不少來自美國的教授，都被conditioned至趨於保守，「我是很美國化的，喜歡凡事放在枱面講清楚，若有不同意，就辯論，但其他人都不會這樣做。」科大是香港的縮影，他認為香港管理層比較尊重官僚系統，美國則是容許有個人決定的空間。
土壤對任何生命都重要。在哲學與歷史思考裏，史維相信人生是一趟自我實踐的過程，願意來科大當首席副校長，因為他對全球化下的東方與西方，有自己的價值觀與看法。他看過不少西方人抱着開明態度來探討東方，實質所知皮毛。全球化下亞洲變化巨大，東方以西化為國際化；西方以東方變得更像西方為好，最終發現，東方跟西方不論多像，都有着根本不同，史維最關心的，是東方西方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衡（equalibrium），沒有在互動裏真正互相認識、互相得益，「若我能貢獻，這是很特別的機會。」
以航空工程為例，美國是全世界最先進，他認為，因着中國，香港可以有獨特角色貢獻，「如果要找實驗平台的地方，香港是非常非常好，在國際上，沒有比這裏更好。」他希望香港與中國能把分歧收窄，因為兩地在意念交流上，其實還不夠多。不是說一定非得要去跟中國合作，也不應說非得一定不去。「若我們只跟國泰或是太古做事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給所有機會學生，不可以說，無論如何不喜歡去中國，因為不喜歡中國人。」
「香港跟大陸斷了是不務實」
科大校委會主席廖長城上任不久，作為科大首副，他開放的跟記者討論香港情況，但不想介入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副校長的風波。對於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重要議題，他說：「對我們來說，從來沒有人問我們做研究的、或是其他人有關的政治立場。」在行政上，課程是他管轄範圍，他說科大也開辦民主課程，從來沒有人干涉，這也是他會守護的學術自由底線。
「徐立之去年離任時也說過相類說話，我相信他講真心話，問題是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發生甚麼事情。」記者說。
「所以我們必須警醒，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肯定說這一定會發生，有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應該就事論事，任何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就說它早晚會發生，這樣我們是不客觀，對不對？若有人做了一些事情，發生了，我們不能讓它破壞我們的制度，這是有原則，有底線，可是，我們不能把原則變成speculation、suspicion（猜測、懷疑）。」
若香港輸掉信心與原則，就甚麼都不能作，他是台灣過來的，應該明白。「台灣跟香港不一樣，第一是相隔一個海峽，第二它有主權。」他認為，對中國大陸來說，香港有真正民主，會挑戰大陸的正統性。「佔領運動以後，北京不會給香港完全真正民主，因為肯定香港受外國勢力影響。」他認為香港要民主，但福祉同樣重要，不能因為沒有民主而不顧現實情況，認為香港要跟大陸合作，也要復和，否則受苦的是年輕人。
「我沒到大陸生活過，我也不想在那裏生活。所以這看你們能不能跟她合作，你看台灣，他們在大陸有很多移民，台灣也有台灣的限制，上海有60萬台灣人，不是說，他們喜歡在那裏，在我看來，他們願意在那裏，是因為考慮所有因素以後，他們在那裏還是比較開心。有些人做得很好，有些人不是。不講別的，台灣薪金跟香港差很多，所以香港跟大陸斷了，是很不務實的。」美國即使視中國為未來威脅（future threats），存在競爭，「但美國也不是跟中國完全沒有掛鈎的，美國的利益是分開，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混在一起，應把一些東西留給自己。」
史維的想法是，香港要務實地生存，應把民主與社會政治分成兩個系統，不能因為沒有民主而拖垮社會經濟。這是多少學者、科學家的心底想法，最後真理，或許要靠他們自己來一場政治辯論。
信心與焦慮之間，香港在回歸以後，不能再只追問好與不好，而是如何在轉變中創造自己的優勢，就如把小鳥昆蟲的拍翼理論投放到無人機上，在微小裏是可以成就大處的。香港人的大格局，不止於中國，是世界。
記者：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