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近日撰文〈甚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將長期困擾港人的深層次問題歸納在三個關係上，即「資本主義與福利社會的關係」、「命運共同體中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及「政治保守與政治激進的關係」。王認為「香港越來越不像香港，一些現象越來越像第三世界，人為製造對立，不守法，不理性，動輒訴諸街頭運動甚至拳腳相向」，呼籲「我們應當勇敢地啟動《基本法》裏面那些沉睡的條款」，以解決目前的困局。
王振民說對了，香港越來越不像香港，換言之，是越來越像中國內地，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王提出：「現在看香港問題，很多事情小邏輯都正確，大邏輯卻出了問題。大邏輯一出錯，再正確的小邏輯都是沒用的。」然而，他談到的這幾個關係都是小邏輯問題，導致香港困局的真正原因，即中央企圖加強對香港的政治管控和意識形態滲透，嚴防香港成為大陸變色的顛覆性因素，這個深層次的大邏輯，王振民卻避而不談。
資本主義與福利社會的矛盾，此乃現代國家中常見的政治衝突。民主法治國家中，如何在鼓勵自由競爭和增加公共福利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民眾會通過不同的執政黨作出自己的選擇。而在香港，與資本結盟還是遵循民意，卻有了另一個特殊的大邏輯前提：如何有利於中央對香港的管控。所謂保留功能團體，保留提名委員會，名義上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對於一黨專制的中央而言，權貴勾結或者說以權力制約資本，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高效率的管控手段，當然會置充份的民主選舉和議事於不顧，或者千方百計地要將其扭曲。
香港和內地關係緊密，毋庸置疑。對於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的資本和人力資源絕不會熟視無睹，棄之不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香港和內地經濟往來在海耶克所說的「自發的秩序」中相互得益，成果顯著。從社會融合來看，50年代初香港僅有220萬人，如今700多萬人口中大部份都是後來的內地移民及其子女，深植於中國傳統的根系中，僅1997年回歸後以內地單程證來港的就有88萬人，鄉情剪不斷理還亂。將港人對內地政府和不良風氣的批評視為「去中國化」，並且歸結為導致香港衰落的原因，甚至將少數人的港獨觀點視為香港的主流意識，並非事實，而只是加強中央管控的大邏輯得出的結論。
政治激進源於受打壓
至於政治保守和政治激進的現象，作為一個法律學者，王振民非常清楚，「法治本質上就是保守，其核心理念就是保守主義」。香港保守的法治，究竟是如何受到了激進的政治衝擊？沒有中共十八大後的對港政策轉向強硬，沒有國務院《白皮書》中宣稱「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真普選的閹割，公民抗命的佔領運動絕不會在香港這塊保守的法治土地憑空出現。
有人會說，中央的維穩就是一種保守姿態，但獨裁政權的政治維穩和憲政國家的法治維穩絕非一樣。前者依賴獨裁者凌駕在法律之上的政治決斷，而後者取決於平等地尊重公民權利的契約精神和法律保障。王振民呼籲要「啟動《基本法》裏面沉睡的條款」，誰來啟動？如何啟動？獨斷專行的政治權力又有了用武之地，這不得不使保守的，有着百年憲政歷史的港人警惕萬分。
身為香港基本法研究會會長的王振民，曾說過香港就23條立法「任何時候都是最佳時間」，還說過「中央是香港民主背後最大的推手」，亦認為「中央對港事務權力不限於國防和外交」，大邏輯的背景清晰可見。日後若有人以法律啟動為名，讓權力的惡魔走進《基本法》，香港社會重燃抗命之火，誰是激進政治的始作俑者，將一目了然。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