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票(Protest Vote)是公眾傳統的制度式抗爭手段,以投票對不同層次的問題(現任議員、政黨或某個議題)表達不信任或不滿,並希望能藉此成就改變。抗議票在候選人選擇層次簡單來說就是不要現任議員連任。當抗議票指向的層面越高,候選人是誰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最後候選人代表的只是一個二元選擇:要不要現時政黨執政,支不支持某個政治或民生議題。本文嘗試套用選舉學概念去思考傘兵所在選區如何催生抗議票的出現及大幅增長,以及使用抗議票作為選舉基礎的危機。
連任效應(Incumbency Effect)是選舉研究必讀課題:連任者較挑戰者在選舉中有優勢,源於議席物質資源、較多的選民曝光率(畢竟在選區奉獻數年)及與當區居民建立成熟社區網絡有夠好的連繫,亦即所謂的組織/社區網絡票。香港區選連任效應當然存在,但往往未能準確量度效應大小,原因普遍歸咎於外來因素,例如建制經常被視為在選舉框架以外投入大量資源,或有高度協調或策劃動作,使效應在外來因素下有極高可能被放大。
但是次建制與傘兵對決選區中的建制候選人總票數只有些微增長,這顯示建制選舉機器在與傘兵決戰區域並沒有如其他地區般高度運作,讓雙方回到單純由連任效應主導的比賽;筆者不敢說沒有選舉機器運作下的選舉完全公平,現任議員坐擁資源網絡優勢依然使傘兵難以勝選,但至少雙方實力差距大幅縮小,挑戰者未必完全冇得做。支撐連任效應的三大因素失效,是引發第一層次抗議票(針對候選人為主)的主因,例如鍾樹根在民建聯資源優勢下依然被投訴絕少與街坊會面,低曝光率引發抗議性投票從而增加政治素人徐子見的勝算。沒有建制選舉機器去對沖上述因素失效,才致使政治素人在本屆選舉有機可乘。
數量不穩定 不能依賴
我們會問第一層次的抗議票是否本屆傘兵獨有,但事實上任何現任議員的對手就正是選民進行抗議票的選項。在二○一一年區選中,現時大部份傘兵建制對決選區均有泛民黨派(不論溫和或激進)及獨立民主派人士挑戰現任議員,讓選民透過四年一次的選舉去評核現任議員的表現。上屆泛民或獨立參選人對製造及保留抗議票的基本盤絕對功不可沒,例如今屆五十多區中,有十八區上屆泛民建制票數差距在20%以內,而其中五區,包括富亨、樂華北、大坑、舊墟及太湖和太古城東(以票差次序排列),今年就能夠在建制派鬆懈下成功翻盤。因此傘兵成功並不完全是由無變有的神話,反而是向前人肩膀借力挑戰現任建制議員的故事。
話雖如此,對沒有豐厚資源、沒有地區服務政績、欠缺社區網絡及缺乏曝光率的政治素人來說,說服選民再次行使抗議票又談何容易,能夠保住上屆基本盤本身是大功一件。但結果往往出人意表,本屆政治素人除了取得八席佳績之外,整體票數比上屆同區泛民黨派或獨立參選人多出兩成。建制對傘兵的鬆懈及選舉機器的低度運作,使選舉結果充份反映這些選區選民對建制候選人的不滿情緒急增,因而求變;但選民急劇態度轉變又如何解釋?筆者相信雨傘運動過後出現的兩極化政治氛圍及社會矛盾,促使更多有泛民傾向選民對現狀感到不滿,因而參與抗議票,但同時亦使現象更加複雜:抗議票不單針對第一層次(現任候選人),亦同時針對其後兩個層次(如候選人背後所屬政黨及某些敏感政治議題立場),即使有後兩者想法的選民人數比例可能較少。
傘兵候選人以抗議票作為選舉基礎的危險性,在於這些選票並非圍繞候選人慢慢建立,反而是針對對手個人失德、其政黨及議題立場;而這些選票數量又極其不穩定,因應當時政治、經濟氣候(社會矛盾是否存在)大幅增加減少。因此下屆候選人再度依賴抗議票迎擊對手,當撞上建制選舉機器開動、配合對建制有利的社會氛圍時,恐怕只會慘敗收場。
鍾政碩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