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恐怖屠殺之後去巴黎。巴黎並不是戰區，這個時候去，到聖母院點了一枝蠟燭。這樣做，不需要勇氣，只是盡一個世界公民的身分，聊表一點支持。
深秋的巴黎街頭很靜。香榭麗舍咖啡館外的行人道上，許多空桌椅。持卡賓槍的軍警在街上巡邏。巴黎人並不恐懼，但卻警惕。
羅斯福總統講的「四大自由」，其中一樣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恐怖分子要你恐懼，你勿令其得償所願。而且正當此時，法國政府不會怠慢。所以，我去了教堂和博物館。
在南岸蒙巴納斯附近的St Sulpice，是法國大革命知識份子領袖狄慕蘭（Camille Desmoulins）新婚典禮的地方，這一天他的好友羅伯斯庇爾做了他的儐相。但兩年之後，羅伯斯庇爾將這個好朋友送上斷頭台。狄慕蘭的妻子寫信去求情，不獲回覆。
蕭邦的葬禮在此處舉行，他要求為他奏莫扎特的「安魂曲」。近二百多年之後，站在十字架當時垂佑一對新人的地方，我想：為什麼善良和邪惡交戰，是邪惡勝利居多，為什麼人性中的仇恨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然後我經過世上最古老的咖啡館，叫做Le Procope，至今二百五十年。從伏爾泰、盧梭到拿破崙，都是這裏常客。一七九二年，革命狂熱份子馬拉在這裏商定暴力攻打皇宮的大計，而且從這座咖啡廳散發消息。一百年後的列寧在聖彼得堡攻打冬宮，就是模仿法國革命。這座咖啡館孕育了許多大事，看着牆壁上歷史人物的畫像，心頭湧起大江東去的感慨。
後來馬拉在浴室中遇刺，他的房子已經拆掉，變成醫學院圖書館。刺客是一個叫夏綠蒂高黛的女子，這天她穿一件深綠色的裙子，披一塊披肩，謊稱有南方反革命分子情報，要面見密告，然後向在浴缸裏浸泡着皮膚癬的瘋子身上插一刀。完事後含笑就捕。此事由畫家大衛畫了下來，成為新古典主義的名作。
凌晨法國軍警在西北大槍戰，發彈五千響。至少一名被擊斃的恐怖份子的指紋，經希臘政府驗證，證實與地中海一名「難民」入境的指紋相同。
法國人很安靜，評論不多，他們默默承受着苦難，從來不喧嘩，人道的精神幾乎是法國人發明的，他們知道自己處於文明的前線。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是外人畢竟痛惜。像張愛玲的後母責怪：「噍，他沒哭，你倒哭了。」於是，我終明白了隔世的感覺：「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