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查理事件後，巴黎再度發生慘絕人寰的恐怖攻擊。基於撫平創痛、激勵士氣等因素，法國總統奧朗德迅速派遣戴高樂號航母前往波斯灣，進行密度更強反擊更快的報復。我們可以理解法國的行為，也可以預料到之後數日數周IS將受到大規模的導彈攻擊與空襲，但需注意的是，若無完整的戰略規劃，這樣的反擊反倒顯得法國與西方的失措無力。
原因在於這場戰爭早已不是對IS的國際性武裝衝突，它更涉及法國，乃至於西方世界內擁有國籍或居留權，而同情參與IS的人民，易言之，它變成了「內戰」。無論是來自外部或是根植內部的恐怖分子，都顯示出心理異常的傾向。這種異常已經超越宗教意義：真主、聖戰、死後的天堂處女等，只是種種抹去罪惡感的藉口。實際上，他們反映出的是一種去文明化的原始嗜殺、一種崇尚暴力的征戰氣概。這從IS公開招兵買馬的資訊，如視訊影片、網站，可知他們試圖透過血腥來傳遞一個冒險犯難的烏托邦世界，吸引各國社經狀態衰弱的人民投入。
西方世界不是沒有注意到此類變化。就歐洲來說，在查理事件結束後不久，歐盟於今夏通過了所謂的內部安全戰略（Internal Security Strategy），針對2015到2020五年歐洲可能面臨的威脅作出回應。當中便有相當程度着墨於歐盟人民的恐怖主義議題，進而採取了一些措施，像是人民利用申根區內部的大眾交通工具移動，必須提供PNR（乘客姓名紀錄），以加強監控。這算是相當大的突破，因為歐盟不久前才剛抨擊美國的稜鏡計劃（PRISM）侵害人權與民主價值，但在越來越強的恐怖攻擊壓力下，亦不得不限縮公民自由。只是未料到這份戰略才通過沒多久，就立即陷入考驗。
安全與人權的兩難
其實，法國、西方世界並非沒能力管控恐怖主義，只是一旦權衡人身安全與人權自由，便會陷入難以拿揑的兩難。舉以色列為例，它應該是遭受最多恐怖威脅的國家了。從911事件後，恐怖主義達到高𥧌，2001到2005年，據不完全統計，以色列內部死於恐怖攻擊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傷者超過數千；但2006到2009年，死亡人數減到179人左右；2010至今約149人，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其間固然有以巴和談等外在因素緩和，但以色列內部採取的反恐措施也不能忽視。
據文獻顯示，以色列是利用網絡分析等運算技術，找出恐怖攻擊的最可能地點，以及恐怖組織的據點等資訊。這類技術並非天方夜譚式的憑空想像，而是透過數據評估結果。例如2005年倫敦的地鐵爆炸事件，那三個被炸的地鐵站都在英國安全單位模擬最可能發生的名單上。問題是知易行難，即使可以預測地點，也難保萬無一失。以色列提出的對策是定點清除（Targeted Killing），轉譯成中文便是先下手為強、甚至是寧殺錯不放過，先找出潛在對象再加以「解決」，來減少恐怖事件發生的機率。
這當中當然有很多法律道德問題，以色列亦不諱言，在行動當中，可能會捲入無辜的人民。且不論須花多少時間、費用，以色列曾經計算過，若要解決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可能需賠上4.3個平民性命。如此做法爭議過大，歐盟應不會明目張膽地採行，但若西方及阿拉伯盟友們不肯真正出力根除IS，則歐盟仍就得在人命與人權問題上掙扎，勢必付出更大代價。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