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順利舉行國會上、下議院選舉,實現政治意義上的變天,這是自2011年開始加速的政治和解的結果,也令經歷大選洗禮的和解相對穩固。令人感慨的是,一直被中國視為窮鄉僻壤的緬甸已實現了民主選舉,而作為中國富裕特區的香港,主政者及垂簾聽政者還沉淪於鬥爭歲月,幻想着與外部勢力鬥、與內部敵對勢力鬥,幻想鬥出和諧。
2011年8月19日,緬甸總統登盛與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姬舉行會晤,是緬甸政治和解的里程碑。其歷史意義不是習近平、馬英九那種本着算計民進黨、只提一個中國而不談民主中國的會晤所能比擬的。緬甸的政治和解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2014年兩度訪問緬甸,支持緬甸的民主改革。
緬甸大選結束後,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在微博上說:「誰是勝利者並不重要。此時我在想的是,近年來國人不斷使用的敵對這個詞是甚麼意思?原來的軍政府和昂山素姬領導的民主聯盟敵對不敵對?敵對。現在呢?充其量是競爭對手,可以互相致意的對手。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政治和解及此後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明白:敵對是人為的,而且並非一定如此。」
如果比較緬甸和香港的政治環境,孫教授的這番話更令人欷歔。可以說,當緬甸2011年步入政治和解快車道時,中共高層為十八大人事佈局的鬥爭開始白熾化,並蔓延到香港,令2012年的特首選舉陷入泥漿戰,香港的政治敵對氣氛自此未曾降溫,更因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而加劇。如果借鑑緬甸的經驗,各方勢力如有誠意對話、妥協,普選可以成為香港政治和解的催化劑,但中共和梁振英對市民真普選要求視若未睹、聽若罔聞,硬推831決定和偽普選方案,結果引爆雨傘運動。
北京《環球時報》的評論曾宣稱:「和諧有時是要靠『鬥』出來的。」梁振英一開始也說,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會在適當時候公佈證據,但一年過去了,其證據何在?他無非是要引入中共的敵對勢力鬥爭思維,而且,這種鬥爭越激烈,中共就越需要他這樣的板蕩忠臣。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叫囂,立法會議員如果投票反政改將「票債票償」,梁振英號稱要把反對派踢出議會。
相對於緬甸的政治和解、民主選舉,張曉明、梁振英和中共喉舌的敵意挑撥、鬥爭理念,不只顯得可憎可恥,也顯示在中共的政治倫理中只有鬥出勝負、沒有和解,而且務求把黨內或黨外失敗的一方徹底打倒,以免他們東山再起。而在民主社會,選舉失利不等於要被清算,更不等於再沒有出頭天。如果梁振英和中共不能主動從敵對思維轉向和解思維,總有一日會被壯大的反對力量逼向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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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