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順利舉行國會上、下議院選舉，實現政治意義上的變天，這是自2011年開始加速的政治和解的結果，也令經歷大選洗禮的和解相對穩固。令人感慨的是，一直被中國視為窮鄉僻壤的緬甸已實現了民主選舉，而作為中國富裕特區的香港，主政者及垂簾聽政者還沉淪於鬥爭歲月，幻想着與外部勢力鬥、與內部敵對勢力鬥，幻想鬥出和諧。
2011年8月19日，緬甸總統登盛與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昂山素姬舉行會晤，是緬甸政治和解的里程碑。其歷史意義不是習近平、馬英九那種本着算計民進黨、只提一個中國而不談民主中國的會晤所能比擬的。緬甸的政治和解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2、2014年兩度訪問緬甸，支持緬甸的民主改革。
緬甸大選結束後，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在微博上說：「誰是勝利者並不重要。此時我在想的是，近年來國人不斷使用的敵對這個詞是甚麼意思？原來的軍政府和昂山素姬領導的民主聯盟敵對不敵對？敵對。現在呢？充其量是競爭對手，可以互相致意的對手。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政治和解及此後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明白：敵對是人為的，而且並非一定如此。」
如果比較緬甸和香港的政治環境，孫教授的這番話更令人欷歔。可以說，當緬甸2011年步入政治和解快車道時，中共高層為十八大人事佈局的鬥爭開始白熾化，並蔓延到香港，令2012年的特首選舉陷入泥漿戰，香港的政治敵對氣氛自此未曾降溫，更因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而加劇。如果借鑑緬甸的經驗，各方勢力如有誠意對話、妥協，普選可以成為香港政治和解的催化劑，但中共和梁振英對市民真普選要求視若未睹、聽若罔聞，硬推831決定和偽普選方案，結果引爆雨傘運動。
北京《環球時報》的評論曾宣稱：「和諧有時是要靠『鬥』出來的。」梁振英一開始也說，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會在適當時候公佈證據，但一年過去了，其證據何在？他無非是要引入中共的敵對勢力鬥爭思維，而且，這種鬥爭越激烈，中共就越需要他這樣的板蕩忠臣。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叫囂，立法會議員如果投票反政改將「票債票償」，梁振英號稱要把反對派踢出議會。
相對於緬甸的政治和解、民主選舉，張曉明、梁振英和中共喉舌的敵意挑撥、鬥爭理念，不只顯得可憎可恥，也顯示在中共的政治倫理中只有鬥出勝負、沒有和解，而且務求把黨內或黨外失敗的一方徹底打倒，以免他們東山再起。而在民主社會，選舉失利不等於要被清算，更不等於再沒有出頭天。如果梁振英和中共不能主動從敵對思維轉向和解思維，總有一日會被壯大的反對力量逼向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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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