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香港基金有濃厚的董建華影子，我想這種說法一點也不過份。所以，團結香港基金的第一份研究報告主題是補貼置業計劃和增加土地供應，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經歷過九十年代香港的人，應該對董建華任內最標誌性的「八萬五」記憶猶新。有人說，將樓市大跌的責任歸咎於「八萬五」，是不科學也不公道的，這一點我贊成。不過，邏輯上這並不代表「八萬五」是絕對正確的決定。事實上，公屋短樁醜聞，以及天水圍、東涌等新市鎮的規劃配套嚴重失誤，都反映在九十年代後半的建樓潮，中級官僚難免會在建築質素監管及城市規劃等範疇，出現不同程度的酌情妥協，以追逐長官定下的硬指標。
俱往矣。董建華由下台到再站到台前，香港由低潮走到泡沫。團結香港基金的這份報告，主旨有兩個。第一，讓市民擁有資產，可以減低因為財富差異造成的矛盾。第二，就是城市要發展，發展就可以穩定民心。報告更加引九十年代的玫瑰園計劃作例子，說明大興土木對穩定民情有正面作用。說到底，報告的核心價值就只有一個，就是以經濟增長和平均分配達到穩定社會的政治效果。
團結香港基金的主張，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份。換言之，當中有許多想當然的發展，未必盡如人意。例如玫瑰園計劃，其實有不足之處，並非像團結香港基金這份報告所描繪般美好。至於主觀地說玫瑰園計劃振興了當年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我只會說這屬極不科學的論述，可以算是牛頭角順嫂水平的人云亦云，不可能證實，也不能被推翻，更不值得認真討論。
然而，我不反對最終香港隨着人口增長，對空間和發展總有一定需求，反過來說空間和發展上的窒礙，也會影響到香港的增長。只不過從數據見到，香港的人口增長率已進入低增長期，要是這個趨勢繼續下去，有理由相信香港未必需要像過往般大興土木。相反，正如之前所講，粗放式的城市擴張也有代價，而且往往由社會上最貧窮最沒有選擇的人去承擔。香港的社會發展，其實有更多制度上的障礙，假如說解決土地問題就可以促進香港的增長，是過份簡化問題，更可能令我們忘記了甚麼才是當務，甚麼是急。
助人置業以穩民心，那是董建華色彩甚為濃厚的主張。不過我必須指出，報告的主筆王于漸教授，在過去多年來主張讓公屋居民擁有業權，團結香港基金提出資助房屋由租變買的建議，明顯是出自王教授手筆。
數字沒科學根據
將私有產權清楚界定，正是王教授所屬的新制度學派所相信的萬應之策。不過，我質疑的是更根本的問題：「為何要為置業率訂下硬指標？」七成、八成，這些數字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指標，用來讓官僚去作指標，盡其量是公共管理的手段。在政治上，有八成人做了業主，是否等於社會更穩定？請容許我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如政府真的成功達到八成人做業主的指標，餘下的兩成人為何仍然未有一張地契在手？」是出於選擇嗎？假如有人是出於選擇而不做業主，那就代表了那條界線，未必在八、二之比。其實沒有人知道究竟這個租置的取捨比例是甚麼，所以定下硬指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政策主張，不可取。
退一萬步說，就算撇除硬指標的討論，似乎也反映了撰寫報告者相信，置比租更可取的這個觀念，也相信樓價和租金會長升長有。無疑在過去幾十年來，多數時間都是樓價和租金雙升，不過偶爾也有樓價和租金下跌的日子，最諷刺是，那正好是董建華當行政長官的時候。團結香港基金可以肯定地說像97／98和01／02般的日子不會重臨嗎？要知道，做業主在樓價上升時可以有正面的財富效應，反之亦然。再者，作為業主還有其他種種財務上的責任，如管理維修的成本等。
牽一髮動全身，根本性的政策轉變，需要從負面角度批判，以察萬全。事實上，要理順房屋津貼合政策和私有產權原則，租置計劃不是唯一方法，例如以租金津貼取代提供單位，也是一種改革方向。當然每種政策主張都有其利弊，所以社會開放包容的空間，讓不同的主張可以充份討論。
（註：作者現為都市政策論壇Common Ground Forum召集人）
李兆富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