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跟宋公子和友人H吃飯，H在教育界多年，不期然談起TSA的爭議。我向來有疑問：TSA原意不過提供客觀標準，讓學校了解學生的中英數水平，成績既不公開，又不影響升中派位，校方有什麼動機操練呢？
H嘗試解釋：「TSA原意確是好的，可惜這系統被騎劫了，一般家長都不明白。先想想，誰會抗拒TSA？誰又會支持呢？」
我說：「教師抗拒，因為工作多了；學生抗拒，因為功課多了；家長更加抗拒，因為工作和功課都多了──子女做不完的功課，就變了自己的功課；即使子女做完功課，自己也要檢視一番，等於半個教師。學校虐待兒童，其實是虐待家長，所以家長怨氣是最重的。至於支持者，首推當然是教育局，可以收集學校數據，以便日後殺校或削資時有充份理由。」
H說：「你說得對，但忽略了一派舉足輕重的支持者──法團校董會。有說教育局官員會向TSA差的學校訓話，這固然是事實，但官員施壓，始終比不上頂頭上司施壓那麼沉重。試想你是校董會：你評核校長、教師的工作表現時，憑什麼準則？憑校內成績？別說笑了，學校與學校間的差距，有時比人和豬的差距更大。TSA本意雖為評估學校教育成效，但在校董會眼中，就變了評估教職員表現的工具，客觀又方便。教育者該是牧羊人，但實際上卻無異羊群──別的學校都操練，唯獨你不操練，那代表什麼？校董會怎麼想？所以TSA雖無關升中派位，但學校依然不能不操練。」
「TSA，果然是terribly stressful assessment！」我慨嘆，「以前的學校好像不是這樣的。」
宋公子笑着說：「操練根本無分年代。比如我很多小學同學，每天放學後都在補習社做三小時舊試卷；我則寧願天天踢六小時足球！」他是上幾代的人了，中小學都讀喇沙。那時升中要考小學會考，他的同學每天做三小時的，自然是過往的會考試題了。
我很好奇：「六十年代也時興補習？」
「對，」他點點頭：「我當時讀精英班，一班四十人，除了我幾乎人人補習。所謂補習，其實沒有人授課，補習老師只給你一疊舊試題，你做好他就批改。我沒補習，校內成績在全級二百四十多人中，排第十至十五。當年小學會考，全港大約二萬多考生，首一百八十名都有獎學金，我同級的頭二十名同學都考取了，只有我沒有，因為我全港排名九百。參照校內成績，我的排名不該那麼低，唯一的解釋是：我從來沒有為會考操練過。我還記得，會考成績分九級，一級最高，我的中、英、數成績依次為三、一、二。」
H忍不住說：「中文只有三級？真是有辱門楣了。你的爺爺十二歲中秀才，號稱神童；爸爸是紅學家；錢鍾書是世交；張愛玲還在你家中住過，日夕相對──只要沾一點靈氣，中文也不致於只有三級吧！嘿，贏在起跑線的人，若不操練，畢竟會輸在終點。那麼操練也是好的，對嗎？」
宋公子又笑了：「你懂得算術嗎？當時學費不過區區三十元，難道為了那一小筆獎學金，我要每天做三小時苦工？倒不如每天踢六小時足球好了。」
我問：「父母不管你嗎？」
「根本懶得理，」宋公子搖搖頭，「小時候人家上門拜年，我躲在房間不出，他們也隨便我──你小時候上補習班嗎？」
我回答說：「當然有。那個補習社我稱之為『古墓派』，如今已在江湖除名。你是我的師兄，應該記得母校附近有一間『中山圖書館』吧？以前放學，我常常到那裏蹓躂。圖書館共三層，地下分中、英兩部，平均書齡在五十以上。每次在借書卡填上我的號碼SC5710時，總瞥見上次借出的日期：不是五十就是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彷彿從未存在！正是在這個時間的迷宮亂碰亂撞，我巧遇了一八八○年印行的《Life of Johnson》，也看到少年錢鍾書替父親捉刀寫序的那本初版《國學概論》，還有無數稀奇古怪、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舊書，如《Religio Medici》、《The Compleat Angler》、《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等。古墓派的補習，並沒有提升我的考試成績，卻提升了我的思想層面。即使今天，我還時常在夢中重遊故地，回味那段薰染着舊書香的美好時光。」
語畢，大家都沉默良久。我突然想起愛默生的話：「教育的秘密在於尊重學童。他要知什麼、做什麼，不由你去選擇。那已經被選擇和預定了，而他只是手握那條能打開自己秘密的鑰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