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eaton，得意之作，是1980年提出的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對行外人，Deaton學術上的貢獻，似乎有點「離地」；更多人認識Deaton，是因為他兩年前出版的《The Great Escape》。
所謂The Great Escape，Deaton講的就是人類怎樣從貧窮和疾病，逃向富庶和健康。物質水平提升，社會整體人的健康水平有正面的影響，這只是老生常談。Deaton的洞見在於，他指出對一般人的處境，制度是最具取決性的社會因素。
好的制度，讓人民有足夠的資訊去為保障自己；而每個人的個人衞生，對整體公共衞生有一定正面的影響和價值。許多能夠大大提升人類存活率的方法，本身不用太多的資源，可是社會必須要對這些方法有一定的認識。說到底，民智水平比財富更為重要。
意識形態上，Deaton算是適度有為的一類，他認為政府有能力讓人民生活得更健康。不過，就算是相信適度有為，他對所謂的外國經濟援助，仍然有一定的保留。事實上，時至今日我見到越來越多思想左傾的人都開始意識到，經濟援助不但無助貧窮國家的發展經濟，更會讓窮國內的政治強人上下其手，偶然慷他人之慨來換取政治支持，延續其既得利益的地位。而這些政治強人為了繼續享受既得利益，有意冇意地拖延制度的開放和改進，結果窮國因援助繼續安於貧窮，人民也沒有因為援助得到好處。派錢，不會令窮人長遠地富起來。相反，制度上的財富再分配，盡其量都只可以讓窮人苟延殘喘，真正從財富再分配中得益的，永遠都是那些掌握了分配權的人。經濟援助，也就是國際上的財富再分配，監察難，透明度低，問責程度，自然更多以權謀私。明白到這一點，就知道近年人氣急升的Piketty提出以國際財富稅來進行再分配，是「亂噏當秘笈」。
說到底，好的制度，原則上就是要公平；有機會上和權力上的公平，才能激發社會進步的動力。妄想結果上的平等，最終只會造成大多數人被剝削，讓少數人借不公平的制度殘民自肥。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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