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期有兩大抗議行動，一是香港大學的學袍遊行、黑衣集會，二是港鐵大圍站的乘客示威。兩個抗議風格、訴求完全不同，前者由港大教授或校友發起，要求維護大學自主，場面肅穆沉重；後者由音樂人發起，要求放行大型樂器，場面似嘉年華。但在香港現時政治、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之際，兩者又有諸多相似之處，更有可供其他抗爭者借鑑之處。
一是背景相似。港大的抗議無疑是反抗中共、港共蠶食香港核心價值的又一役，而大圍站的抗議，無論發起者初衷為何，都被視為針對的是港鐵對音樂人和水貨客的執法不公，跳不過中港矛盾。事實上，近兩年香港大大小小的抗議，要想避提中共港共的打壓、避提中港衝突，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格局相似。抗議都在和平理性的氣氛下進行、結束，未對相關機構的運作構成影響。在對市民生活的影響方面，港大的影響是零，大圍站的影響是短暫及輕微。
三是結局相似。由抗爭手法直接導致的結果是，相關機構反應冷漠，市民反應冷淡，可以說，直到現時為止，兩場抗爭都未見曙光。當然，港鐵反應相對積極些，雖拒不承認公平執法有問題，但在市民集會前已承諾檢討行李規例。
抗爭困境讓人感無力無奈
其實，影響抗爭結果的，無非是抗爭規模和抗爭手法。在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的抗爭面對兩個困境，一是希望再有一場大型的政治動員、大型的抗爭運動，顯得並不現實，而小型的抗爭不能觸動中共港共，觸發政策的改變；二是和平理性的抗爭同樣不能觸動統治者或機構管理者，而稍有違反常規的抗爭，例如港大學生進入校委會會場抗議，又往往受到政治潔癖者或程序潔癖者的指摘。這兩個困境，無論在港大、港鐵的抗議行動中，還是日後重新啟動爭取真普選的運動，都會一再出現，令抗爭者感到無力、無奈。
令人欣慰的是，港大、港鐵的抗爭，顯示港人在無奈中仍不失行動的勇氣。美國作家賀佛爾（Eric Hoffer）在其被譽為群眾運動聖經的著作《狂熱份子》中指出：「一個鼓勵行動的群眾運動可以喚起失意者的熱烈反應。因為失意者把行動視為醫治他們煩惱痛苦的良方。行動可以讓他們遺忘自我，讓他們有一種目的感和價值感。」
能讓群眾最終找到目的感和價值感的，顯然不只是運動過程，而是運動的良好結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固然不可取，但陷入政治潔癖或程序潔癖，同樣不可取。馮敬恩踢爆港大校委會部份委員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的荒謬理由，引發的義與信之爭，相信有助公眾人物、輿論理解政治潔癖、程序潔癖的誤區，有助一些政治潔癖者、程序潔癖者為把自己同李輝、李天命之流區別開來，而走入抗爭的行列。
抗爭不能再囿於傳統方式
港大、港鐵的抗議眼前給出的啟示在於，沒有觸及、影響相關機構運作的抗議，如果相關機構心夠黑、臉夠厚，就可以視若未睹、聽若罔聞，讓失意的示威者更失意。只有觸及甚至癱瘓相關機構運作的群眾運動，才足以引起關注和改變。而要達到這個效果，不見得需要多大的規模，在靜坐示威、議會抗爭無效的情況下，不能再囿於傳統的抗爭方式， 而需要各師各法去影響相關機構的運作，而且，這種抗爭越分散，中共、港共的統戰和打壓手段就越難生效，他們就越害怕。
無論是有政治潔癖、程序潔癖的抗爭者，還是中共、港共的官員，都應記住賀佛爾的警告：「假如一個政府長期昏瞶無能，那由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運動把它推翻（哪怕此舉需要犧牲許多生命和財富），看來要比讓它自行傾圯崩潰為佳。有力的民眾運動往往是一個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過程。」
李平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