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香港大學高層任命的風波，引發了社會對於如何評價學術成就的討論。其中，「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即研究成果受引用的次數，是否等同學術成就，就有不少有待商榷之處。
論文之所以被引用，可能只是因為它所涉內容最為廣泛。迄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是美國生物化學家Lowry的〈如何以福林酚試劑測量蛋白質〉，共被引用三十萬次之多，卻只描述一種溶液蛋白的測試方法。相對而言，歷屆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論文，皆在十名以外。難道這代表Lowry的學術成就遠超歷屆諾貝爾獎得主？再者，現在朋輩間（甚至自己）互相徵引論文的情況隨處可見，論文的影響因子與日俱增，但這對推進人類文明又有何貢獻？
其次，論文是否被其他學者引用，也要視乎論文出版的語言、期刊。例如愛因斯坦1905年的論文〈關於光的產生和轉變的一些觀點〉和〈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是愛因斯坦整個光電效應研究的起始點，但因論文以德文寫成，並刊登於沒有審稿機制的《物理年鑑》，故被埋沒多年，及後才被發現是量子物理學的劃時代文獻。
在二十世紀初，期刊著名與否只影響個人研究被引用的機會，但時至今天，這已對全球學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其中，能否在歐美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發表論文，成為各地學者研究成就的量化標準。對此，高等教育的著名學者Philip G. Altbach把英語霸權、學術期刊系統、課程模式及考試認證，視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壟斷學術話語權的四大範疇，批評少數幾個學術中心壟斷學術期刊系統，頂尖學者日以繼夜的研究只為取悅少數期刊編輯的觀點和價值觀，令全球學術研究方向漸趨一元化。
科研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只透過影響因子來判斷教職員學術成就，無疑過於狹窄。再者，不同學科對教職員該存在不同的評核標準，例如理工和醫科需要面向未來，重視研究成果的演繹；法律或教育等學科需要同時面向過去，重視經驗的累積與歸納，實不宜以One size fit all的量化評鑑準則來加以論斷。
梁亦華
教院高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