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沉淪至此，對於了解一點人類學的人，完全意料中事。
在英治時代，香港由一套跟中國人思維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管治。英國人愛玩填字遊戲，其文化行為，冷靜、理性，不崇尚情緒的喧噪。一個島國達成全球的帝國偉業向野蠻地區宣播文明，如耶教和法治，不靠仇恨和暴力，當然有一套無法模仿的秘方。
譬如港大副校長問題。英治時代不會發生這種低級中國鬧劇。港大校委會是一羣羣「精英」，但他們「閉門會議」時當然沒有估量一個學生代表在座，會將任何幼稚的言論爆出來的風險。彭定康做港督時，處理主權移交，當時的行政局，就有一個由中國指定的董建華，但彭定康不會將機密大事在行政局討論決定，而且也有辦法令董建華對外閉嘴。憑這點小事，英治時代，已經贏了「中國人」當家作主。
香港特區的「精英」沒有常識。校委會根本不可能保密。這種「危機」，因為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如果你認為這是「文化」的話）先天決定。很低級的「文化」令吸納進去的「人才」暴露為品格與能力很低級的人。英國人領導香港時，用的也是這種華人，但人家的制度可以壓抑這種人的劣陋之性，讓英治的優點：包括如何保密，盡情發揮。
中國喜歡講「矛盾」，而「矛盾」是要以「鬥爭」來「消滅」的。矛盾、鬥爭、消滅，是中國人政治主軸的三大詞彙。甚麼鬥爭必然以仇恨為基礎，以暴力為手段──有時是語言暴力，即「文鬥」，有時就是武鬥──香港英治時代的「精英」，對這套遺傳缺乏免疫力，一吸納進去，即刻發生異變。
由醫學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病變的生物現象。由英治時代轉化為中治，此一病變過程不可避免，正如一九四九年之後，批判胡適，「改造知識份子」之後，就是「大躍進」而跑到農民。港大校委會內外，令人增長見識之處，是許多英國高等教育的名流、學者、醫生，居然會蹦跳而爭相做蒯大富、戚本禹這類角色。可見，西方的殖民史施加在土著之上的文明教育，不一定都有開化之效。北韓的金正恩，也在湖光山色的瑞士貴族學校讀過書，但回國後卻炮決姑丈。在文化人類學上，亞洲人血液內潛伏的嗜血暴力基因，不可低估。所以，我佩服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