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星期的文章，我提出中國在中共統治下進行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在國際政治中成功崛起，的確令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了，讓中國人感到驕傲。但也因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在經濟、軍事、政治及文化各方面已結連在一起，中國能維持穩定，不單是符合中國的利益，更是符合全球利益的。假若中國內部出現社會不穩，甚至中共的執政地位被動搖，所產生的震盪，必會波及全世界。
雖然中共現仍享相當程度的「正當性」，但卻肯定存在潛藏甚或已浮現的正當性危機。危機主要有三方面。一、單靠從嚴的治黨方法，依靠黨紀和自律，是不能長久處理貪腐問題的，而貪腐就是蠶蝕中共正當性的最主要原因。二、中國人民賦予中共正當性的源頭，主要是過去多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管治成效及人民生活水平實質提升。一旦經濟下滑，中共政權並不能依靠政體所賦予起碼程度的正當性維持下去。三、中國人民對正當性的要求，會隨生活水平改善出現變化，有可能要求管治在有實質效果之餘，也得符合平等、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等價值。在這些方面，中共肯定是做得不好。
香港經驗否定「中國例外論」
就第三點，有人相信所謂「中國例外論」，說中國人民未必會如其他社會的人民一樣，在生活實質需要得到滿足後，就必然會進而要求管治須符合平等、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等價值。他們認為中國人都是務實的，平等、自由、法治、人權、民主這些務虛的價值，不存於中國人的血液裏，故全球化及現代化在這方面的影響及改變，不會在中國社會出現。
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社會，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尤其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就正好論證這「中國例外論」不能成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人也只是滿足於經濟效果，只要管治能帶來社會穩定及經濟增長，使人們生活改善，他們就滿意了。即使當時殖民地管治者都是外來人，且長期歧視本地人，把大部份本地人排除於管治權力核心之外，但當時的港人即或有各樣不滿，對管治還是大體滿意的。
不過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港人的意識隨着經濟發展進入另一層次，也在逐步改變。可能先是一些知識分子，但慢慢擴散至社會的不同階層，尤其是高教育水平和年輕一代，他們同樣追求平等、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等價值。也是因這文化改變，才導致雨傘運動爆發。或許雨傘運動還未能即時改變得到香港政體的性質，但意識已改變及提升的港人，是不可能回到以前只滿足於經濟效果那層次的正當性要求了。「正當性品味」已提升了的港人必會繼續爭取改革，也會繼續影響更多港人加入改革的行列。
回到中共面對正當性危機的策略，我相信中共高層都是聰明人，不可能見不到正當性危機，亦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現行的應對方法未必可持續下去，未必能應對未來十年及之後的挑戰。可能有部份人看見中國的經濟改革能帶來奇蹟般的成果，認為中國可以不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影響，另闢路徑，走自己的一條路，提出「中國模式」，並要有制度自信，認為一黨專政、權力不受制約的制度，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我不敢妄斷這種想法是太天真、自我陶醉，甚或無知或自大，但我相信在中共高層的人中，應起碼有一些能保持理性及冷靜的頭腦去準備中共面對未來十年及之後正當性危機的嚴峻挑戰。
若是的話，他們必會在危機惡化至不能應付前，先擬定應對的方法。我不是說民主選舉是唯一可為中共提供正當性的新源頭，但這起碼是一個在其他地方用過有效的方法。但從中共的角度，民主選舉只是用來解決其繼續執政的正當性危機，若民主選舉會令他們失去執政地位，這方法是沒意義的。因此，他們所要找的民主選舉模式就是中共在選舉中一定贏，讓中共繼續執政的模式。
以中共搞改革的經驗，他們必會選一個地方來作為實驗的場所，實驗可行及吸取足夠經驗後才會逐步推行至全國。綜觀全國，香港是進行這種實驗最好及最安全的地方。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所反映的，正是中共希望在香港進行民主選舉的實驗。但中共對自己還未有足夠信心，故只讓港人一人一票，卻不讓港人自由選擇候選人，而這種建議最終也被否決了。一天泛民能保住立法會三分一否決權，中共就不能按它的計劃去試驗民主選舉。但即使中共的建議能過得了立法會，至少對中共而言，這種民主實驗的意義其實並不大，因這種篩選式的選舉能帶來的正當性是很低的，對中共來說，是得物無所用的。
倘失敗亦不構成根本性打擊
更適合中共需要的一種民主選舉模式，就是讓人民一人一票，也讓人民可自由選擇候選人，但最終還是由中共屬意的人當選。中共想要由選舉得到正當性，就必須接受選舉所必須存在的風險。沒有風險的選舉，就不是真正的選舉，也不可以產生很多的正當性。因此，中共真正要學習的，是怎樣能在選舉前營造有利的政治形勢，及有效運用政治資源去推動選舉工程，令即使在公開、公平及公正的選舉中，中共支持的人仍可以得勝。若不先在香港進行這樣的普選實驗，而只是實行那種不湯不水的「中國式普選」，中共就永不能學習到這種技術。那麼以民主選舉去填補中共在內地正當性資源正在枯竭的想法，也不會行得通。
即或在香港試行實驗失敗，即推行民主選舉時，中共支持的人竟落敗了，那也不會對中共構成根本性的打擊。正因香港與內地有一國兩制的區隔，即使讓來自改革力量的候選人當選為特首，那也不能動搖中共的主權地位。或許中共還能從這失敗經驗中學到更多，努力尋求方法在下次選舉中贏回，對中共以民主選舉去提升正當性，長遠來說反可能產生更大的正面作用。
因此，盡早在香港推行真普選，不單符合香港人多年希望民主改革的期望，也可滿足中共尋索正當性的需要，因而也是符合全球的利益。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