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提及民陣近年舉辦大型遊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時，遇到愈來愈多限制。民陣副召集人楊政賢認為雖然《公安條例》下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度賦予警方極不合理的權力，甚至可以不批准市民參與遊行或示威，但仍要「焗住」申請，「搞七一遊行，可能講緊幾十萬人上街，唔係所有市民都可以承擔到（唔申請）背後嘅法律風險」。
翻查資料，在1995年，《公安條例》部分條文被裁定牴觸港英政府於1991 年制訂的《人權法案條例》而要廢除，包括將30人以上遊行及50人以上集會的發牌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主辦單位只須於活動前7天通知警務處。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指，當時的中共政府認為此舉違反《香港基本法》，「（中共政府）認為係變天，係好大嘅改變，唔符合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原則」。於是，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重新制訂一些被廢除的條文，包括將遊行集會通知制度更改為不反對通知書制度。「你通知咗我，我就用返你畀我嘅資料嚟量度你，呢個制度好有問題，執行嗰陣會賦予空間畀警察濫權」。
正因不反對通知書制度本應不存在，學聯一直以來舉辦的遊行集會，都不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以對抗「公安惡法」。秘書長羅冠聰表示，確實會因而多了不少阻滯，例如參與人數超過三十人時，警方會立即舉起黃旗警告，「好大機會唔會畀你行馬路，即使有幾百人、過千人，甚至會喺某啲位故意攔住，拖慢遊行進度」。他認為應該要廢除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只要在遊行集會前知會警方就可以了。「（警方）係需要時間處理交通，但係知會同批唔批准係兩碼子事，佢（警方）無權利唔批准任何一個有政治訴求嘅集會」。
另一個學運組織學民思潮起初舉辦示威請願時，也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或者知會警民關係科。但成員周庭指，曾試過在遊行前與警方談好遊行路線等事宜，但最終對方竟然不容許他們行原來的路線，「所以你話係咪申請咗或者協調咗就係萬能，其實唔係囉」。
近年，學民思潮的行動都絕少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周庭表示，因為現時整個香港社運文化已不同了，「 我哋做嘅唔再係小型請願，而真係突擊、追擊嘅行動」。加上，警方在遊行示威的場合，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催淚彈等對付示威者，「點解我仲要知會你呢？講知會，我哋要講互相協調，但其實警方真係唔係想同社運團體配合，咁樣係無意思」。
市民享有遊行集會示威的自由，但警方手握執法權力加以限制，如何運用及監察這種權力，可能就是化解矛盾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