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發表的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迴響。不過，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新加坡學者關詩佩，在2010年的論文〈親近中國？去中國化？從晚清香港「總督」的繙譯到解殖民「特首」的使用〉裏，觀察細膩、見微知著地從九七前後，香港首長稱號的變化，思索香港「去中國化」、「去殖民」、「再殖民」之間的關係，很具啟發性：「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裏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我們不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2013年，《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歷史在這裏沉思〉，對北京想像中的「去殖民化」，亦有精采的批評──文章指中方渴望實現的「去殖民化」，客觀效果而言卻會變成「去中國化」。文章所舉的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20年代、港督金文泰時期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這所學院成立的目的，是以推崇舊學、建立香港自身的「文化中國」身份意識，「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英人時代留下的這些東西，也就成了有中國文化餘韻、如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紫砂茶壺論」所說不能去掉的茶垢。可是，中方着意實行的「去殖民化」，就是希望把英人時代留下的、不利權力集中的都清洗掉。
英人善用在地文化元素的陰柔管治手腕，背後一大動機，是為避免觸怒民眾，以節省鎮壓所需的成本。加拿大學者Stephanie Williams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英國前首相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52年便聲言殖民地將會獨立，這多少反映建立與維繫殖民地，並非英人首要熱衷的事。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也有相類觀點，曾在著作舉了一個例子，指英帝國擴張之時，在所羅門群島之中，英人只選最細小的圖拉吉島（Tulagi）建立據點，因為這方便他們以最低成本管理。這都呼應了三聯出版《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當中的一段話：「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並無領土野心，只是為了加強對華的貿易……港府一般都能容忍華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過活。」
不同權力觀造成不同政策
作為海洋國家，英人的權力觀，與大陸國家大相逕庭。海洋無邊界，人事經常流動，不同於大陸人事相對固定、易於行使中央集權的特點，所以海洋國家傾向以折衷尋求合作、而非訴諸於強權力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大陸國家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因着權力觀的不同，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人數比法人少，亦因此，法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比英國殖民地血腥與暴烈。
海洋與大陸國家之別，之所以與九七前後的香港發展相關，是因為於中國歷史之中，海洋的政治重要性相對地低，中國與法國一樣，都可被歸類為大陸國家。如果有關殖民意涵的關鍵詞，是支配、從屬，那麼九七後的香港，其實更接近於殖民地狀態；有些學者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自動處於「後殖」時代，實在是捉錯用神。事實上，按內蒙作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說法，中國早已在內蒙古建立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曾企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這都是中國治下的香港、經常聽到「權在中央」一類說法的政治背景。
在去殖民化的大事中，不能不提的還有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日治下的台灣人希望透過學習日本文明、取得進步，從而抗衡日人身份政治同化與擠壓，這使日語流行。後來國民政府入台，嘗試廢除日語，遇上民意反彈，使得官員批評民眾被奴化、日本化，結果激起更多眾怒，釀成民眾大規模反政府、繼而受政府暴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
歷史似乎總是以不同方式重複，可惜的是，人類很多時候都不能認真從中吸取教訓。
鄺健銘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