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說過，典型的「中國夢」就是離開中國。我不遺餘力地勸身邊的朋友移民，是因為我並不覺得有一個類似「美國夢」的「中國夢」。在天津大爆炸後，一些朋友更堅定了移民的決心，我以為這是件好事。天津事件中，那些住在海濱高檔花園小區的城市白領們，一夜之間從社會的中間階層變為無房無車的城市貧民（因為還要繼續供款），應了那句老話：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會來關心你。
在中國，中產階級或者中間階層這兩個詞頻繁出現於本世紀初的媒體，並在這十多年裏成為一個高頻詞彙。一批在城市中依靠自身努力扎根下來的企業白領，逐漸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一群人，共同特徵是有名下的房子與汽車，平均收入遠遠超出這個城市的平均值。他們不曾留意電影院的爆米花賣多少錢，也對菜市場輕微的漲價毫無知覺，他們的身影頻繁出現在蘇梅島、京都或者曼哈頓。
這批人大約出生於1970年代到1980年代，如今他們的年齡介乎25歲到45歲之間，在很多領域有相當話語權。他們生活態度很積極，信奉自由經濟的魅力，相信個體的努力能夠帶來生活與審美上的改善，也試圖透過資產性投資、房地產、企業的獎金花紅，不斷增加自己的財富，讓生活更好。他們的成長伴隨着互聯網及流動互聯網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因此他們獲取訊息的方式與上一代人完全不同，對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斷。
但他們也就止步於此了。財富增長並不意味着他們對權利的訴求同時增長。在黨國體制的多年教育下，他們精明的知道言行的界限在哪裏，甚麼事情是不可說和不可做的。他們或許不喜歡共產主義，但並不會像互聯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那樣公開講出來。我曾經在香港尖沙嘴看到過，一個內地來的打扮入時的姑娘，拿起一本禁書看了一眼迅速放下，彷彿那是一塊發燙的炭。政治風險與自我審查深植心中，是一塊自己都不會打開的禁地。
在黨國體制之下，我理解這種明哲保身的處事哲學。大多數發生於中國的天災人禍，與這個人群的距離相當之遠。他們住在基礎設施較好的大城市，與塌方、地震、泥石流、洪水幾乎沒有關係──他們只需要在災難後捐款捐物或者點個蠟燭祈福表達自己的善意就足夠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實與死亡距離明窗淨几的寫字樓和八十元一份的鰻魚飯套餐實在太遠了。而且，如果繼續關心下去，類似許志永這樣的事情就會發生在他們身上──老實說，我認為我也是他們的一員。
終受到體制弊病傷害
直到溫州動車事件時，這個群體才被略微觸動。因為這個階層也受到了來自官僚體制弊病的傷害。黨國體制的末梢在這幾年運轉得並不靈敏，許多意料之外的人為災難跟瀆職、腐敗密切相關。上海11.15大火以及地鐵追尾事故，讓中產階級領略到了死神的面孔。直至這次天津爆炸，我認為，體制的傷害已經籠罩中產階級，他們已經是正在為這個國家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群。
這六十多年來，中國像一台巨大的榨汁機，最先掉進去的是農民，後來是工人，後來是城市平民。如今，城市中產階級已經被放置在這個榨汁機之中。這種榨取與傷害，過去僅僅是被理解為37%的宏觀稅負（中金公司數據）或者是住房、教育、醫療的高代價，現在看來，還與人身安全、生命財產相關聯。比如北京的霧霾，成為許多人移民的最大理由。
這也意味着，中國中產階級在過去十多年的鴕鳥政策宣告破產。我不清楚中國的中產階級還能忍多久，但我也並不悲觀，因為仍然有零星可見的行動昭示着他們明白不能一直忍下去這個道理，比如廈門、成都、上海的反PX示威，雖然被分化瓦解，但積蓄的力量在增長。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先從中國夢當中醒來吧！
戴若瑜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