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軌道大廳，空曠寂寥，靠窗的櫃檯後坐着奄奄一息的工作人員，頭塌在肩膀裏，頹態如夏日烈陽下一隻沒力氣的狗。資本控制那周開始，雅典人不再為公共交通付錢，他們熟練地越過閘口，唯有遊客拿不准主意，還會排隊買票。
車行過一站，遠幾節車廂裏傳來手風琴聲。隔壁座瑞士小童好奇探出腦袋，遠望去，有個同齡的希臘男孩正緩緩走來，胸前的風琴高過脖子，綠色外套上下都是口袋，方便有同情心的人放一兩歐羅進去，七分頭梳的一絲不苟，緊貼頭皮。瑞士小童從媽媽錢包裏摸出幾枚硬幣，晃悠悠走到過道，瞄準一個口袋，準星完美地投進去。風琴手嘴角揚起來，微微屈下膝蓋，又走去下一節車廂。
對面座位的老太戴着金絲眼鏡，仰起頭閉目養神。可又一個行乞的聲音近了──和她年紀相仿的女人，臃腫的上身撐開了暗紅色體恤，右眼上眼皮耷拉着，有氣無力地訴說自己的不幸，如何成了寡婦，如何被銀行收走了住處，如何流落街頭。人人都假裝欣賞沿途風景，移開眼神。金絲眼鏡的老太依然閉着眼睛，但鼻息漸漸沉重。終於，她從口袋裏摳出兩塊錢來，向乞婆揮揮手。
下一個行乞的，是個中年母親，一頭黑髮，胡亂打了個結。她手裏拿着一把圓珠筆，希望好心人花三五歐羅買一支，給病重的女兒籌錢繳住院費。她不看任何人，眼盯着車頂，重複着自己的故事。母親們紛紛起身，往她斜挎的舊皮包裏放零錢。
沒有人去拿圓珠筆，她也仍抬眼望着車頂，仿佛希望自己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