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之一：2014年6月6日於法國諾曼第海灘。當天，幾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加國的最高領導人齊聚諾曼第，共同悼念戰爭的結束，並祈求和平的維持。參加的國家包括：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德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俄羅斯已把克里米亞納入俄羅斯版圖。可能因為主要是紀念歐洲戰場，所以中國沒有被邀。
場景之二：2015年9月3日於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正式名稱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的閱兵。然而，西方國家領導人均拒絕出席此次閱兵，只有俄羅斯的普京和南韓的朴槿惠，及部份小國領導人出席。
兩個場景顯示出迥然不同的安排思維。在法國的安排以追思（memorial）、和解（reconciliation）為主，中國的安排則呈現崛起、霸氣的形象，雖然其官方發言人一再強調，「紀念抗戰勝利閱兵，目的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不針對任何國家」，習近平的閱兵演說也強調不稱霸，而且為證明其不稱霸，將裁軍30萬。
閱兵安排事出有因
以中國13億人口及數以千計的菁英專家，他們也必然會想到這種紀念方式的可能後果。他們也必然注意到2014年歐洲國家採取的追思和和解方式，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如果中國採取追思和和解而不是大閱兵模式，則西方國家政治領導人很難拒絕出席。
問題是，習近平為甚麼還是要舉辦大閱兵？第一種可能是，中國長久的百年羞辱的歷史記憶使得中國人習於慣性思維，認為展示新武器裝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第二種解釋是習近平及高層決策者認為，反正中國已經崛起，經濟上大到不能垮，因此，不在乎他國的觀感。更何況，中國手上有龐大的經濟資源可以做為配合者的酬庸。
第三種解釋和中國的諸多社會問題有關。習近平接任總書記面臨的挑戰更甚於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包括：人口紅利不再，各種成本上漲，使勞力出口為主的經濟結構必須調整，但是，2008年救經濟導致經濟泡沫的瓦解及成長放緩可能影響就業，甚至可能影響政權穩定。貧富差距快速擴大，黨政官員貪腐成風，各種社會困難（看病難、就學難、買房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堪稱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反貪腐，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衍生出的諸多問題已經形成全社會性的不安感。
對習近平而言，如何因應上述挑戰而不失控是挑戰中的挑戰。大閱兵可以使中國百姓的自我信心增強，認為中國真的強大了，正逐漸走向偉大復興的道路，進而強化民族主義，透過強化的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政權和習近平做為領導人的威望。換言之，大閱兵有暫時轉移社會注意力的效果。這可能也表示，訴之於民族主義將是習近平在解決諸多問題時鞏固共產黨統治，和他個人權力的必要手段。
閱兵製造潛在問題
然而，成功完美演出的大閱兵的背後，可能凸顯並製造更多問題。在閱兵前，中國官方一再強調，紀念抗戰勝利閱兵，目的是為了銘記歷史、不針對任何國家。然而，其後果可能不盡如其領導人期望，因為大閱兵只傳遞出一個訊息：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毫無銘記歷史和珍愛和平。
第一，是中國和周邊國家及西方國家的關係。大閱兵的主角是軍隊，透過閱兵紀念戰爭結束其實是突出中國軍力強大。新武器的新銳盡出固然使中國百姓的自我信心增強，認為中國真的強大了，進而強化民族主義。然而，必然使許多國家備感威脅，甚至，助於「中國威脅論」再抬頭。
這特別是不利於中、日關係發展，使中、日關係緩和更是遙遙無期。中國一再強調二戰戰後的世界秩序，再加上展示新武器，使得日本認為，中國藉此場合羞辱並打壓日本，不利日本追求正常化國家發展，雖然北京一再強調無此意圖。
第二，兩岸關係也被牽扯進來，使得已進入深水區的兩岸關係增加了磨擦。從中華民國的角度，特別是國民黨的角度看，北京過去極力扭曲抗戰史，抹滅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抗戰功勞。即使兩岸關係緩和，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適度承認國民黨的貢獻，但是，北京仍然把共產黨的貢獻極大化，把國民黨的貢獻縮小化，更離譜的是，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的劇情居然會在中國的電影裏出現。這使國民黨情何以堪？這無異是打了國民黨一個大巴掌。
丁樹範
台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