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全國人大8.31決定一周年，這個日子不值得紀念，但值得北京反省。
8.31決定的歷史意義是宣告香港進入共產黨直接管治模式。所謂普選方案內容是甚麼並非重點，重點是北京處理整個2017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治過程，及其對後續中港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深遠。
去年6月10日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為8.31決定創造一錘定音的法理基礎，表明高度自治權是中央轉授，中央給幾多，香港就有幾多，其實這是治港政策根本改變的預告篇。高度自治本是中英兩國對香港人的共同承諾，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作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從表面來看，始於九七年主權移交《基本法》生效，但香港人好少從歷史角度睇香港自治史的演進，對過去一年香港管治模式的實質變化，感覺上好唔妥，但又說不出其所以然。
英治殖民地體制，當然唔係指《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等條文，而是百多年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所形成的「就地而治」模式。就地而治的精神，用共產黨語言就是「擴大的統一戰線」，英人治港執政集團核心人數相當少，只有掌握重要位置，抓大放小，起用殖民地「土著」，大家組成利益共同體，最佳示範作是新界鄉議局。鄉紳在六七暴動時支持港府鎮壓，之後便得到丁屋政策。英國人從來不會要求鄉紳口中念念有詞，歌頌英聯邦及英女皇強大，或在新界理民府之下再成立百多人的地區辦事處，介入鄉村政治。香港英治時代沒有龐大的英國政治力量介入社會各層面，一切講求利益共生，求大同存大異，英國人甚至刻意避開政治，一切包裝為行政措施，以維持管治秩序。
少數派執政走強硬路線
九七前後高度自治最大分別，本來是特首由本地小圈子選出，而非直接由北京委派內地官員出任。這相對殖民地體制而言，無疑是走前一步，可惜最終毀在起用「自己人」梁振英出任特首之上，為共產黨直接管治模式大開中門。大家再睇今日自治狀態，最近連田北俊都公開指中聯辦介入港大副校長風波，很多人認為是當年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倡議「兩支管治隊伍」的實現。8.31決定及由此引發的政改鬥爭，是為第二支管治隊伍高調並公開介入本地內部事務鳴鑼開道。人大決定巨細無遺定下普選框架，然後全力開動政治機器，與爭取真普選的香港人作敵我矛盾式鬥爭。一方面整治本地傳媒，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紅色群眾組織湧現，梁振英以「鬥爭為綱」，拉高政治矛盾，表面搞意識形態批判，其客觀效果是不斷為「港獨運動」造勢，為社會激進行動創造有利條件，直至去年9月28日，竟然胡亂封閉政府總部，谷群眾佔領街頭然後再用催淚彈對付。
梁振英是建制非主流派，少數派執政但又走強硬左傾路線，四方樹敵，不但欠缺政治能量推動政改，拉近各方矛盾建立共識，即使特區內部管治，也因他而分崩析離、寸步難行。這個落後的執政集團，惟有仰賴共產黨的政治資源及力量，動員貌合神離的建制派支持，結果政改表決出現了「等埋發叔」鬧劇，也徹底將第二支管治隊伍真正「掌舵人」身份，顯露於全港市民眼前。
香港高度自治奄奄一息之際，北京也不見得好過，梁之無能及一味玩弄政治，務虛不務實，將一切責任卸到北京身上，政改失敗，他若無其事，繼續四圍撩交打及放假去也。面對這個殘局北京有兩個選擇，一是死撐他連任，不惜犧牲香港，進一步擴大直接管治的規模。二是立即進行「反左」，撥亂反正，重新選拔具「擴大統一戰線」能力者在兩年後接任，回復間接管治模式。中央官員馮巍來港會見民主黨，是為應付區選的權宜之計，還是部署重新整合特區政治力量，很快可見端倪。
添馬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