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節有天在巴塞隆拿舊城區的Plaza Reial等人，有一幕情景一直印在腦海中。城市遊客區的街頭到處都是路邊攤販，在地上鋪張布將飾物、明信片等放上去就開檔，Plaza Reial也不例外。一輛警車以比電車更慢的行人步行速度駛進廣場，攤販見狀，以極悠閒的動作將商品整理好。警車的門打開，兩名警察徐徐下車，邊走邊談笑，這時攤販才收拾好，往另一方向走過去。待警察花了三分鐘走完一圈，攤販又在做生意了。整個捉攤販的過程沒有香港小販「走鬼」的劍拔弩張，明顯地在西班牙兩者已有默契，互相畀面，警察來捉只是做做樣子，於是以極慢的速度出現好讓攤販夠時間離開，攤販也畀面警察，不在警察面前肆無忌憚叫賣。
當西班牙青年失業率在五成左右水平徘徊，讓更多人在路邊販賣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其中一個方法，好讓他們能賺點小錢，不致鋌而走險。社會學家Mitchell Duneier花了五年時間，在紐約曼哈頓第六大道附近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認識了一班依賴行人路為生的「街友」，寫成《Sidewalk》。為甚麼說他們依賴行人路為生？每人都會行經行人路，但他們的工作、社交，有時甚至起居生活都圍繞着行人路。有好幾個是報販、有些是乞丐、有些靠拾荒變賣為生，有些在幹說不出來、有的沒的工作如把風、或者報販上廁所吃飯時幫忙看檔來賺點收入。
這本書於1999年出版，正值共和黨朱里亞尼當紐約市長之時，後來他於2001年卸任前指揮911的危機管理而聲名大噪，而自他1994年出任紐約市長以來他的政策為紐約帶來極大改變。其中一個便是著名的破窗理論，如果社區有一面破窗，反映有更多千千萬萬的破窗，治安出了重大問題，所以破窗一個也不能忍，而街友、流浪漢、攤販也是破窗一種，他們在街頭出現代表治安不靖。
Mitchell Duneier認識的這些街友，的確大部份都是黑人，或有案底，曾酗酒或吸毒，但跟他們相處五年，作者發現他們不是寄生蟲，甚至是健康社區的重要一環。報販賣的書可能便宜，但他們銳利的雙眼扮演着保安角色，而且為愛書的紐約人提供平書，他們在行人路上的書攤，為來往的行人製造很多神奇的互動交流機會，如果沒有書攤，這些背景不一樣的人可能每天擦身而過而從不交集。更重要的是街頭販賣為社會上最邊緣的一群，提供有尊嚴和合法的維生辦法，一些街友因為開始長期在街上販賣，漸漸減少依賴酒精、毒品、社會福利和罪案。
Mitchell Duneier沒有刻意浪漫化街友的生活，他們的軟弱和掙扎、街上醉酒行為、爭吵和撩女仔等行為都寫進去了。這本書的大論述可能很簡單，作者希望爭取容許街頭販賣作為改善城市生活的一環，當社會有份製造這些邊緣化的一群，卻把他們趕離公共空間，這不僅不道德更無助改善社會問題。
理論我們聽夠了，但Mitchell Duneier花了五年在街頭，記錄每個人的奮鬥和掙扎，這是一本以觀察、人情和溫度寫成的理論。
何雪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