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檳城，當汽車渡輪泊岸之際，望向喬治城海旁，是一間又一間潔白的英治時代殖民地建築，中央是鐘樓，整體感覺像兒時坐天星小輪泊近中環。八十年代中環的殖民地建築如中央郵局、香港會、拱北行逐步拆掉，維多利亞城核心城區被毀。檳城也是英治海峽殖民地重心，城區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今天亞洲地區少有的中西景觀混合空間，吸引大量歐美遊客。
打開酒店窗簾，望着海峽殖民地最豪華的Eastern And Oriental Hotel，然後就是藍天白雲，心情也開朗起來，尤其是想起曾經是英治最高學府香港大學近日所發生的事，單看網絡新聞，已足以令人感覺惡心，啞然失笑。名醫盧寵茂插水事件被踢爆後，以受害人自居指受到迫害、兩位前中大校長、大學者，一個李國章事後一星期才聲稱自己當晚右邊腎臟受攻擊，回家要驗尿看是否有血，再有另一個大經濟學家劉遵義則怒斥學生為小混蛋。大家或者會問，大學者為何看不到問題的根本，只刻意誇大放大衝擊行為，而不向公眾解說是甚麼原因令學生衝擊校委會會議？我相信他們並非不知，而是當知識分子遇上政治後，出現了集體失態現象。
我想起了美國自由主義健筆及芝大學者Mark Lilla的名著《當知識分子遇上政治》，他找來西方近現代思想界的大學者如哲學家海德格、法學家施密特、文化批判的本雅明，一路講到福柯、德希達，數算何以這些大學者，一生人對知識追求充滿熱情，為甚麼遇到政治時變得如此幼稚無知。
從敍拉古回來
就以海德格為例，作者揭示了海德格在納粹主政期間，不是半推半就，而是主動逢迎納粹黨。1933年出任弗賴堡大學校長後，四出宣傳納粹思想，而每當講座結束前，總會帶頭高呼：「希特拉萬歲！」更甚者他寫告密信給納粹黨官員，誣陷自己同事及學生。怎樣？大家都難以想像吧！另一個施密特也不遑多讓，他歌頌希特拉的長刀之夜大清冼，認為他的作為本身就是最高的正義。作者認為這些知識分子都有「敍拉古情意結」。敍拉古的比喻源自柏拉圖，他曾三次到訪這個位於西西里島的城邦，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夠「教化」年輕的暴君戴奧尼先，按照柏拉圖的構想在人世間建立一個以哲學及正義為管治依歸的「理想國」。結果柏拉圖徹底失敗，暴君沒有改變，他只好落荒而逃。
海德格天真地以為自己的學識可以提升納粹黨，擺脫那陣粗鄙流氓味，結果反是他被政治所吞噬，二次大戰後他重回大學，同事問海德格：「你是否剛從敍拉古回來？」這可能是出於嘲諷，但更多是嘆息。當知識分子以他們追求知識那種決心及熱情投身政治時，那種天真無知，足以做出各種令人費解的行為。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何嘗不是，年輕時唸過鄧拓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詩作《歌唱太湖》，為鳴放反右受整的知識分子抱不平，當中兩句記憶猶深：「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大學者，相信不少如海德格一樣天真，認為可以改變毛澤東的農民政權及流氓氣，投身政治，有的是真心膠，有的是搵食，走捷徑，發表無限忠於黨及主席的言論，因為「太核突」而被稱為知識界「四大不要臉」，如郭沫若、馮友蘭。
我曾一度以為香港是福地，幾十年來在英殖管理下避開了中國式政治運動，免卻了知識分子互相誣陷、舉報的核突惡心狀態，但原來英治留下的文明，不過是一層外衣，風一吹過便飛走，赤裸裸地露出了本相。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漢榮
美術：楊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