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風波越演越烈，到了這一刻，已不單是陳文敏的任命這麼簡單。當兩套意識形態正在對壘，微觀地討論陳文敏任命的是非解不了任何結，於事無補。建制一方自覺是在維繫某種既有的規律；在野一方則高舉大學自主和獨立的旗幟。不過雙方都以誅心之論，甚至陰謀論去看對家，認為行動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
在校園外的世界看校園，總會覺得那片淨土神聖不可侵犯，也可能有人會認為政治化有損大學崇高的地位。但自古至今，大學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場所。所以，當香港社會已經瀰漫一股泛政治的風氣，校園難免是一條激烈的戰線。在校園這個人為環境中，年輕人往往人數眾多，而負責行政和規律的通常是年資高又有社會地位的學者，本來已經越見明顯的世代矛盾在校園也更加突出。事實上，讓大學有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充份彰顯，可以有辯論的平台，才是一個正常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雖說校園存在各種矛盾，但有個議題無論是哪路意識形態，又或是屬於甚麼世代，在校園裏幾乎找不到反對意見，那就是增加撥款和學位。
門戶之見窒礙創新
有人會認為，大學代表了知識開發和傳承，沒有大學制度，人類就不會擴展知識的領域，文明也會失傳。可是，事實又是甚麼一回事呢？現在的大學基本上門戶分明，所謂做研究，只不過是為師傅的學說做註解。試問如此的知識層壓式推銷，對開發新觀點、挑戰傳統，是窒礙還是幫忙呢？
哲學家Karl Popper提出，真正的科學，是建立在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換句話說，科學的進步乃是建基於不斷推翻和修正錯誤的理論，從而讓知識更接近真相。可惜，由於門戶之見，現今的大學研究所走的路，已經不再是挑戰現有知識的界限，而是為了自己一方的意識形態背書。越來越多事件顯示，科學不再是科學，而是淪為政治附庸，為立場和信念而服務。諷刺是，本來就不是科學的文史哲社會等，也逐一披上科學的包裝，背後卻換湯不換藥地繼續門戶之見的層壓式推銷。增加資源，只會強化這些預設立場，未必可以推陳出新。
自由社會，追求和宣揚自己相信的事是天經地義、基本人權。可是一旦動用到別人供給的資源就牽涉成本效益的考慮。增加撥款和增加學位的問題，除了純粹在道德高地上將大學的價值推到無限高，更務實的論說會指，統計數字顯示，有學位有價值，大學生終生收入比非大學生高近倍。朋友徐家健教授早前在《AM730》的專欄撰文，提出以上數字，並反駁政黨提出的「學位貶值說」。
其實我跟徐教授在這個題目上曾隔空辯論，算是不打不相識。簡而言之，徐教授的意思是平均而言，大學生的收入總是比沒有大學文憑者高，就算是收入前境沒有前人般出眾，但大學學位仍然有其價值。
正如西諺所講，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but not his own fact；徐教授提出的數字，我想不用爭論，但問題是那個關鍵詞「平均而言」。在這個城市，我相信不少人希望過「平均而言」的人生，但與此同時也會有人不怕冒險做outlier，嘗試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過去數年我提出文憑量寬，不是等於叫人不追求知識，也不是叫人不讀大學，而是希望每個人作出決定時，充份考慮自己的情況和需要，不要見人有我有。
大學也不是適合每一個人，我想這一點徐教授也會同意。邏輯推理下去，就會衍生出一連串問題：究竟社會上有多少人能讀大學才算夠？入大學的標準應該怎樣去定？由誰去定？功利地去看，他們又應該修讀甚麼課程，對社會的功用才最大？那個學系的撥款多與少，又應該由甚麼準則去決定？以上問題，有誰可以一錘定音？
大學制度不但牽涉到以上問題，大學也定義了各種專業資格，影響着很多人的生計，所以關乎大學管治的任何事情，很容易演變成政治。可以肯定地說，現在香港中央集權式的大學資源分配制度，衍生了一個封閉主義極濃的高等教育界既得利益集團。在此大前提下，有理由懷疑，增撥資源和增加學額，究竟對社會可以產生多少效益？又或者最終還是將公共資源化成少數人的利益？我和很多人一樣，都想保衞校園那片淨土。撥亂反正，不只是確認一名副校長的任命，背後還有許多更深層的結構缺陷必須得到糾正。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