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引入局長問責制，率先摧毀了公務員原來的決策及問責系統，當年為了平息政務官大權旁落的不滿，還肯把全體常秘的職級與薪酬提升至D8，令他們退休後也可終生得益，結果內部政治風波平息，局長與常秘從此可以各得其所相安無事。
曾蔭權能出任特首，加上局長不少由公務員擢升，本來對問責制的穩定性及人才來源大有裨益，不過自從梁振英上台，特首與一眾政務官以至非自己人的局長的工作關係一直每下愈況，這次辭退兩位局長的突然行動，更成了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草，令原來的政務官體系與特首及其問責團隊徹底割裂及決裂。
梁振英一直強調這次換人是「我的建議及提名」，肯定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因為若是曾與行政會議成員商談，又或是徵求過政務司司長的意見，以林煥光、林鄭月娥以至羅范椒芬等前政務官的經驗與為人，當不會輕易讓梁振英做出這種對人對己均具致命程度破壞性的行為。
特首平日對直系下屬的工作表現有定時評核，讓當事人知道他的評分及要求，若需要向中央建議作出任何重大人事改動甚至即時罷免，除了陳述不能廣為人知的政治理由，還可提供這些工作表現及評分作為佐證，以免予人獨斷獨行、任用私人的印象。這評核機制對「歃血為盟」的團隊本來並不重要，但如今證明原來「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才是團隊的真正制度與精神，為求自保，政務官今後必有應對之策，以免「食死貓」時無力反擊。
由董建華到梁振英，建制派一向認為政務官是特區政府內部遇到最大的阻力，陳方安生是其代表人物，但她的突然自動請辭，對董建華的破壞性極大；這次梁振英主動辭退鄧國威，表面理由是鄧的工作表現未如理想（由官方人士放風肆意批評），但特首真正的信息及預計的效應，外人已給看清楚：不論是任何高官，今天均要「順我者留、逆我者走」，過去「官官相衞、好頭好尾」的傳統已一去不返。
特首自選團隊人選，願意入局者對上述的社團遊戲規則，應不會有任何異議，但政務官或執行部門的主管，過去還以為可以「好官我自為之」，如今應心知肚明。特首意志的影響向下伸延，已到「一呼萬應」的地步，自己的直屬上司再也不會據理力爭或把關力守，因為他根本沒有這些意圖或權力。
過去公務員予人的印象是「不能炒」，即使與上司意見相左，也可獨善其身，最多是升遷仕途受阻，職級從一而終，但如今這個規矩終被打破。如果破例者是一位民望高、理據足的特首，公眾甚至可能為他的敢作敢為作風拍爛手掌，但由梁振英啟其端，不單引起政務官的極大反彈，公眾也只會由陰謀論角度出發，認為他只是為連任的部署而犧牲非我族類。
經此一役，常秘大逃亡潮在所難免，可享長俸的技術官員提早退休的申請也會蜂擁而至，因為長俸的收入已足夠他們下半生優哉游哉的生活，若是沒有命享，便會平白「蝕底」給政府，況且離任越早，越有機會和體力過其第二春，「在其他崗位繼續為社會服務」，不會因「無法預計的家庭理由」，被即時離職及永遠退休。
難吸納人才加入政府
政務官在升至最高位時才被人辭退，的確是個人及仕途畢生最難接受的事情（暫不算是恥辱）。梁振英不讓當事人有足夠的下台階、時間及面子，向同事、親友和傳媒解釋甚至道別，雖然礙於守則及傳統，當事人多不會就此多言，但他人看在眼裏，日後還敢加入梁振英團隊的高官及專業人士有多少已不重要，令人惋惜的是未來有能力角逐特首的，都可能為梁振英這次「壯舉」（悲壯）而被陪葬，找不到真正有能之士加入政府！
面對這類「無法預計」的上級決定及同僚惡耗，政務官的口頭回應可圈可點，例如「特首已說清楚，我再沒補充」（完全置身事外式）；「請大家別胡亂猜測」（不上身已暗幫手）；「請公眾給新人時間證明」（不上身但明幫手）；「我不察覺整體士氣有問題」「我不清楚不認識對方為人」（肯上身加暗幫手）；「我相信新人事新作風會帶來好的改變」「我有信心能和新人做出更佳成績」（肯上身再明幫手）。政務官精於語言「藝術」而非語言「偽術」，須小心細嚼方知其言下之意及真正目的，如果越來越多公務員高官以這種統一口徑發表個人感想，公眾大可由此推斷，他們今天身不由己的程度。
曾德成還可借助兄長曾鈺成來為自己取回一點公道，鄧國威本來也有兄長鄧國斌曾是政府高官，但卻因公務員守則不能插嘴評論。這樣的問責團隊招攬人才，對公務員出身的精英有多大的吸引力？這是否才是梁振英對香港管治的最大「貢獻」？日後歷史可以證明，但中央今天似已完全默認。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