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和陶傑筆戰，牽扯出新一輪關於中國人有沒有「民族性」的爭論。類似的爭論，將來一定還會有，五十年不變，五百年不變。
梁文道說「民族性」來自清末一批知識分子，其實不然。早在周天子的時代，中國人就已經開始討論「民族性」了，只不過沒有用這個詞而已。另外，和清末不同的是，當時的人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低等，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高等。於是，凡「中國」以外，其他地方皆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背後的邏輯是相通的，即民族間一定存在孰優孰劣，因此必須要誰聽誰的、誰服從誰。所以，在「民族性」的支配下，歧視是有鏈條的。中國人不在歧視鏈頂端，但也不在歧視鏈底端。
最近有位廣州的朋友發來一篇微信文章給我。文章的內容，是呼籲把非洲人趕出廣州。香港人或許不知道，有數以萬計的非洲人在廣州生活。在一些心中裝有「民族性」的人看來，非洲人比中國人低人一等不在話下。正如陶傑說的「小農DNA」形容中國人，於是非洲人身上想必也有「野生DNA」？所以，那篇文章中呈現出來的非洲人像野生動物一樣野蠻，彷彿在廣州每天只強姦、搶劫、打架……廣州的監獄裏，好像快要被非洲人逼爆了。
稍微有點理性與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篇文章犯的一個最基本的邏輯錯誤，就是先有判斷，然後再去找符合自己判斷的證據。為了證明非洲人野蠻，於是把所有犯罪的非洲人的訊息集中在一起。文章作者或許忽視了一點，20世紀初歐洲人為了指控以日本為標誌的正在崛起的東亞人是「黃禍」，要扼殺東亞發展，用的正是一模一樣的手法。
這真的是十分「管用」的一招，大陸的宣傳部門最擅長玩弄。比如，用靖國神社造成日本右翼勢力捲土重來、全民皆兵隨時準備跟中國開戰的印象。又如，在必要的時候告訴大陸民眾「港獨」正呈蔓延趨勢，不及時鎮壓後患無窮。同樣道理，一些本土人士為了證明大陸遊客是他們預設的「蝗蟲」或劣等族群，就專門收集大陸遊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為。這些訊息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效應，是很驚人的。陷入這種思維模式之後，人便開始有意無意地收集這類訊息，目的是為了區分我者與他者。最終，無非得出兩個結論：要麼我者比他者好，要麼他者比我者好。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所以中國人嘴上說要「不卑不亢」，實則「又卑又亢」。不是泱泱大國萬邦來朝，就是全盤西化俯首稱臣。兩個極端，一種邏輯。至於陶傑，別看他一口一句罵中國，其實根本就割捨不下中國。陶傑有句話倒是說得沒錯的，他說他不是「崇洋」，只是「崇優」。因此他其實不是討厭「小農DNA」，而是恨生不逢時。倘若生在漢唐，中國領先世界的時候，中國就和他口中念茲在茲的英國一樣，不是嗎？近代的那些大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魯迅、胡適……罵中國罵得越厲害，都是恨中國不振作。魯迅說得好，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梁文道說陶傑是「弄臣」，不然。陶傑的言論，是中國傳統士大夫遭遇現代傳媒，尤其是互聯網之後的一種新形態。沒有士大夫情懷的，早就閉嘴悶聲賺錢去了。忍不住，不吐不快，恰恰是難以割捨。梁文道和陶傑，根本是同一種人。
陶傑不是本土派，本土派才真正不關心中國。他們活在自己的夢裏，覺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本土派每天在做的無非兩件事，從結論出發去找證據，要麼證明香港極好極好，要麼證明大陸極壞極壞。而近代外交家顧維鈞曾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的家，哪裏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人士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真是很搞笑。本土人士不僅是中國人，而且還是非常「傳統」的、尚未完成現代化的、村嫗罵街式的中國人。這是「民族性」嗎？與其說是「民族性」，不如說無論大陸人還是香港人，都陷入了同一種邏輯。
許驥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