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畢節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小童喝農藥自殺事件，這幾天在大陸持續討論。死亡的四名小童是兄妹，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為甚麼小小年紀的他們會自殺？深入了解事件，你會看懂今天中國農村的種種。
今年4月，小童的父親外出打工，扔下四個孩子自生自滅。他們的媽媽去了哪裏？早在去年，她就因為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離家出走。對這四名小童來說，貧窮固然是殘酷的，但更加致命的其實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你可能會有兩個疑問。第一，這四名小童是留守兒童，政府為甚麼不管他們？要知道，畢節已經不是首次發生小童死亡事件了。早在三年前，當地就有五名飢寒交迫的小童，因躲在垃圾箱內取暖窒息而死。後來，有關部門確實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成立留守兒童基金來幫助類似小童。可是天曉得在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偏遠山區，政府行政能力之低與貪污腐敗有多麼糟糕。反正，這些工作最後全都變成一紙空文，沒有實際效果，所謂「基金」也不知道去了哪裏。
像保護、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種事情，按照文明國家的經驗，有不少部份是由民間組織承擔的。但在中國這樣的集權國家，不允許民間自由結社，同時政府又無能力事無巨細地顧及所有地方，尤其中國那麼大，中央政府的存在導致嚴重的官僚主義——這就是悲劇在中國一再發生的根本原因。
被體制扭曲的價值觀
你的第二個疑問或許是，即便政府不作為，那麼小童的親戚們呢？左鄰右舍們呢？他們怎麼也能坐視小童的慘狀，而不伸出援助之手呢？在很多香港人的印象中，中國農村的農民是非常淳樸且善良的。這種印象，大概只適用於1949年之前，傳統中國農村的狀況。在經歷過打土豪分田地、文革、毀廟、掘墳、改革開放……一系列運動之後，農村早已面目全非，舊日農村的社區凝聚力遭徹底破壞，農民人心亦大壞。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大陸政府努力向香港看齊，把土地買賣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於是，官僚和農民之間的金錢利益關係變得非常密切。中國有大量的暴發戶，都是出賣土地之後的千萬富翁，我們在香港的商場裏也經常能看到他們。這些人的「致富」，給中國農村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的中國農民被體制扭曲成唯利是圖、見錢眼開，傳統的長幼尊卑、社會秩序迅速瓦解。
以前，在農村舉辦紅白二事或者過年過節擺宴，一定是請年紀最大或輩份最高者上座。但是現在事情正在起變化，在一些農村，誰是全村最有錢的人，誰就上座。兄弟之間，也不再按照年紀排序，誰賺的錢多，誰就是人們心中的「大哥」——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乃至於此！
所以你就理解，為甚麼完全沒人顧及畢節那四名小童的死活，因為他們家窮，窮就抬不起頭，親朋戚友能躲則躲，父親必須外出打工。當利字被植入人們的大腦，並且成為衡量所有事物價值的第一標準後，太可怕。
人類學家費孝通過去研究中國農村，非常強調傳統中國的鄉紳階層。中國是有數千年帝王專制歷史的國家，同時又是個沒有強烈宗教信仰的國家。如何凝聚鄉村？在傳統中國，鄉村的治理往往是通過鄉紳實現的。大陸學者吳理財在其〈民主化與中國鄉村社會轉型〉一文中曾寫道：「在中國，三代之始，雖無地方自治之名，然確有地方『自治』之實。自隋朝中葉以降，直到清代，國家實行郡縣制，政權僅止於州縣。那時，鄉紳階層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性力量，鄉村公共事務主要由紳士出面組織，從而在客觀上造就了鄉村社會一定的自治空間。但是，與其說那時是鄉村自治，還不如說是『鄉村紳治』。」
不過，傳統中國農村的這種局面已經蕩然無存。如今中國的很多棘手矛盾，如城鄉對立、三農問題等等，都源於此。該怎麼辦呢？需要的是政治權利回到民間，重新形成自治。換句話說，要打破中央集權政治權利自上而下的分配。這樣亦可以將官僚主義體制的影響減少，重新凝聚農村社區人心。所以，民主化是中國的必然出路，只有中國人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才有救。香港人和大陸人的未來，大方向上完全一致，豈有矛盾哉？
米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