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調查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之一，香港政改方案表決日子越近，相關民調受矚目的程度越高、爭議也越大。民調是否代表民意？議員如何根據民調或民意投票？當中共官員和梁振英叫囂要泛民票債票償、要把泛民踢出議會時，所依仗的民調或民意有幾成水份？當親共人士炮轟三間大學的政改民調結果時，又把中共官員和梁振英口中的主流民意置於何處？
台灣民調患機構效應
由港大、中大和理大聯合進行的政改滾動民調，一直受到親共人士的攻擊。5月初，相關民調顯示支持袋住先的比率持續下降時，中共在港報章爭相發表社評，指摘三大民調的問題誤導，更批評調查樣本只有千餘人，不具代表性。至本周，相關民調顯示反對袋住先的比率首次超過支持比率，親共人士又炮轟民調可信度低、製造虛假民意。
民調一定有偏差，但不是樣本越多就越能反映民意，最經典的範例當屬193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兩大民調。當年美國《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發出1,000多萬份問卷、回收200多萬份，民調規模空前，得出的結論是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支持度為41%、阿爾夫•蘭登（Alfred Landon）支持度為55%。而蓋洛普（Gallup）民調以科學的抽樣，從1,000多個樣本中得出的結論是羅斯福支持度為56%、 蘭登支持度為44%，選舉結果是羅斯福以61%得票率勝出。
香港三大民調比政黨或政治團體進行的民調可信，除了抽樣的科學性之外，還在於其調查可減少政黨效應或機構效應。在這個問題上，台灣堪引以為鑑。台灣的民調已發展成產業，不只各大政黨、大學，連各大報刊、電視台都有專門的民調機構，但因為政黨及媒體的政治傾向明顯，民調出現嚴重的「機構效應」，親綠選民往往不信任親藍媒體的民調機構，懷疑自己的意見不會得到公平呈現，更懷疑自己的投票意向資訊會被不當利用，因此接受訪問時會選擇不回答甚至故意誤導，令民調的準確性大打折扣。
中共對民調輸打贏要
香港政黨、政團，特別是親共組織所做的政改民調，正呈現台灣親藍媒體民調的機構效應。而中共官員、親共人士在民調問題上的輸打贏要，也一如中共及台灣政客對待民調的態度。台灣政治大學去年7月公佈的民調顯示，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支持台獨的比率均創歷史新高。此一民調遭中共輿論圍攻之猛烈不難想像，因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亦曾因港人身份認同的民調，遭到中共駐港官員、親共人士和親共報章的炮轟。
相對中立的大學民調的結論不被接納，但親藍媒體民調的機構效應又被忽視。2004年台灣舉行總統選舉，國親（國民黨、親民黨）聯盟的連戰、宋楚瑜敗給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後，曾發表聲明質疑選舉的正當性，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國親在各媒體民調一路領先」。但連深藍媒體的民調機構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犯了把民調等同於真實投票結果的錯誤。
如果說，台灣的民調失之於機構效應，那麼，香港的政改民調則失之於政黨效應。其一，中共官員和梁振英叫囂要泛民票債票償，無非是基於親共團體的民調，忽略其中的政黨效應，恐難免重蹈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的覆轍，相信屆時港人會摑他們幾巴。其二，既然民調不是民意的全部，議員就政改方案投票時如何取捨？其中一個計算方法是，三大民調中反對袋住先方案的比率從未低於34%，即至少有三分一民意反對，如果按比例代表制，至少應有三分一議員反映他們的意願，即應該投下反對票，否決政改方案。立法會的這種表決機制是中共主導設計的，中共如果因政改方案被否決，而要泛民票債票償，是否太過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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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