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籽：一樓一故】
半山的猶太教莉亞堂保安非常嚴密，想即興參觀，對不起，保安會遞張申請表給你，需另擇吉日再訪。獲准進入莉亞堂採訪後，職員先核對記者身份證上英文名字；進入時，保安除了核對身份證，還要檢查隨身物品，最後更要通過金屬探測門。居港廿年、創辦香港猶太電影節的猶太人Howard Elias說，所有保安措施對於猶太人來說已習以為常，亦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安全感。這次由Howard帶領，為我們揭開莉亞堂神秘的面紗。
猶太人可算是世上最坎坷的民族，古時被埃及人欺凌，要跟摩西走出紅海；在羅馬帝國時，被東征的十字軍踐踏蹂躪；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被希特拉大屠殺。除了在以色列，猶太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少數族群，不過數千年來，即使民族長期處於流浪散居的狀態，他們仍能堅守民族信仰。由於他們經常被其他族群欺凌，自我保護意識極強。對於莉亞堂密不透風的保安，Howard說：「除了在北京不用身份核對檢查，所有我到過的猶太會堂，都必須經過保安檢查才可進入。」而他也不清楚為何北京的猶太會堂可以例外。莉亞堂屬於教義最嚴謹的正統派，多重保安另一目的是保持會堂聖潔，記者在進入會堂前，也多次被提醒不可攜帶任何食物及清水以外的飲品。
手抄羊皮紙經卷 藏聖殿木門後
會堂不僅是猶太人集體禱告的地方，也是各猶太人生活的重要聚腳點，所以早在二十世紀初，當年還沒有很多猶太人在港居住時，於香港經商的沙宣家族（Sassoon family），出資聘請於一八七四年創立的Leigh and Orange建築事務所，建造樓高兩層、採古典主義的比例及對稱、典型猶太會堂建築風格的莉亞堂。參考Leigh and Orange負責設計的香港早期建築物，如終審法院大樓、香港大學本部大樓、藝穗會及聖安德烈堂等，多以紅磚為外牆，但是莉亞堂卻是批盪外牆。Howard雖然在一九九五年才從加拿大多倫多來港居住，但對莉亞堂的歷史瞭如指掌，翻着關於莉亞堂的書，「你看，在黑白相片中，它是磚外牆，後來可能建築物受損，修補時在紅磚外加上批盪。」一九九七年底，莉亞堂當年已經建成逾九十年，香港猶太社群集資三千多萬元進行大型重修，拆除加建位置，把地磚、梯級和門窗回復原貌，「在重修時，專業的復修工程人員讓那些埋在批盪底的紅磚短暫地重見天日。」
當我看畢莉亞堂的歷史，Howard帶領我從大門右邊的圖書室，走到左邊的木樓梯步上一樓，「這層我很少踏足，因為這是女性使用層，我們男性是在下層進行禱告儀式的。」我們沿木樓梯回到地下，發現上層是新式電影座椅，下層為木椅，「木椅從會堂建成以來，一直沿用至今。一九九五年時，是用木板做椅背，不過在重修時，為它們重新織上藤椅背及座位。」Howard邊行邊跟我說，黑白雲石地磚是多年不變，最大變化的是將吊風扇及騎樓冷氣機拆除，換上隱蔽的分體式冷氣。經過放在中央的祭台與兩旁共約百多個座位的木椅，步上雲石階級，到達最神聖的聖殿大門，前方掛有一盞銀色長明燈，「因為要面向耶路撒冷聖殿山禱告，所以各地方的會堂聖殿方向也有不同，香港是朝向西方。」拉開布簾再推開巨大的木門，多座銀光閃閃套蓋、內裏藏着手抄的羊皮紙經卷就在眼前。
聖殿盡處高牆上 希伯來文十誡
將木門關上，Howard走到聖殿平台回望聖殿，他想起自己從一九七五年已經對莉亞堂着迷，「當年，哥哥是背包客，到東南亞地區旅行，曾到過莉亞堂，回家跟我說這裏很美麗。」八十年代初，大學畢業的Howard到香港旅行，為的是一睹莉亞堂風采，渴望在香港找一份工作，至九十年代中，他夢想成真。一九九五年受聘於當時稱為New T&T的香港電訊公司，「當時公司剛成立，我是公司第一個培訓經理。」其實，他來香港工作前，一九九二年先在台灣打工，在飛往台灣前，先到香港朝聖，「一九九二年三月，會堂的大門一開，最吸引我的是會堂盡處的希伯來文十誡與聖殿，當我被會堂的宏偉與莊嚴所攝住時，有一位高大的白髮男士從前排走到會堂大門，先自我介紹，跟着問我的名字及來自何處。當我回答完畢，他就轉身跟會堂裏約廿多人說：『各位，這是從多倫多來的Howard Elias。』他這樣說讓我有家的感覺。」那位男士叫Eric Beare，因為他的親切感，Howard幾年後正式登陸香港時，每個周五與周六，也會到會堂跟Eric見面，並積極參加會堂活動。可惜Eric去年一月離世，終年八十五歲，「我永遠懷念他。」紅着眼的Howard說。
話至此時，已差不多六時，是晚禱時間，Howard跟我說我可以留在會堂觀看晚禱，但不可進行拍攝。看見他們虔誠地禱告，彷彿任何事情也不能打擾他們與神說話，我也靜悄悄地離開了。
為紀念母親 沙宣家族建莉亞堂
沙宣（Sassoon）家族是全球擁有伊拉克猶太人血統最富有的家族之一，Sassoon Ben Salih（1750-1830）是巴格達首席財政官，他的兒子David Sassoon受到反猶太教的新任行政長官迫害，一八三二年舉家遷到印度孟買，並成立國際貿易洋行，家族再擴散至東南亞、中國、英國及世界各地。沙宣家族是虔誠的猶太教徒，所以在每處均建造猶太會堂。
根據紀錄，一九○一年在香港的猶太人共一百六十五名，那時庇理羅士與香港猶太社群，為堅尼地道購地建猶太會堂出現爭議，David Sassoon的孫兒Sir Jacob Sassoon及在香港拓展業務的兄弟，同年捐出半山羅便臣道70號的土地，並出資約二萬六千元英鎊興建會堂。為紀念母親Leah Elias Sassoon，將會堂命名為Ohel Leah Synagogue（猶太教莉亞堂）。它不僅是香港首間猶太會堂，更是亞洲具百年歷史的猶太會堂。一九○四至一九○七年，猶太裔的時任港督彌敦擔任會堂的榮譽會長。
鴉片與香港猶太人的關係
香港猶太人的歷史跟鴉片有莫大關係，十九世紀初，英國人向中國進口鴉片獲利，首批來港的猶太人就是來自伊拉克的猶太鴉片商人。鴉片戰爭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他們就成為香港首批猶太移民。香港開埠初期，在印度經商的猶太人沙宣家族、嘉道理家族等在香港發展。
根據統計，一八七二年在香港的猶太人約有四十位。雖然在香港開埠之初，居港猶太人數量不多，但他們卻十分團結，也很重視猶太教的文化和信仰生活。建於一八五五年、座落跑馬地山光道的香港猶太墳場就是歷史見證，一八五七年，香港猶太社群The Hong Kong Jewish Community成立。
部份圖片來自《The Ohel Leah Synagogue, Hong Kong: Its history and conservation》
記者：黃碧珊
攝影：梁志永
編輯：黃子卓
美術：黃創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