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小學為一名在港匿藏多年的小童進行「能力評估測試」，被部份激進示威者包圍抗議，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市民對此反應兩極，一方面有人認為基於人道理由，入境處應作恩恤安排，酌情處理；一方面亦有人認為政府應依法處理，以免立下不良先例。在情與法之間，社會應如何抉擇？酌情處理又應以甚麼作考慮？
199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列明，兒童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作為教育工作者，筆者對此是百分百贊成的。然而，今次事件的關鍵不在於「應否」提供教育，而是「誰」提供教育的問題。據立法會教育預算資料顯示，2013︳2014年度的津貼中學與小學學額單位成本為54,170元及47,320元，而每名大學生的政府額則達22.7萬元。換言之，政府需花費128萬元，以支付學童從小六至大學畢業的學費。這還只是一般情況，如該學童有特殊學習需要，又或未曾接觸正規教育而需要額外支援，則政府隨時要多花費數以十萬計的額外公帑。教育畢竟是動用公帑的公共福利，誰有資格獲得資助，涉及的並非「酌情」與否，而是接受者的身份問題。對於港人身份，入境條例有清晰闡述，這個案實不屬特殊案例。
退一步說，即使香港社會不在乎這區區百多萬的開支，酌情處理又是否最能保障孩子權益？現階段這也許是「個別個案」，一旦局方選擇酌情處理，很可能向社會傳遞一個錯誤訊息「只要孩子匿藏滿一定年期，便能獲得寬待」，從而間接鼓勵部份父母（或監護人）冒險一試。未來會否有更多孩子因父母（或監護人）的不理性決定，而喪失接受教育、醫療等基本權利？「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的理念，應狹窄地應用於某一個案？還是用於防止「新常態」的發生？
誠然，過去亦曾有持臨時身份證明書（俗稱「行街紙」）的女生獲容許無條件居留，但酌情處理的前提是該女生已融入香港社會，且成績優異，未來能讓社會大眾受益。另一方面，其酌情個案應獨特而難以仿效，否則這實在需要社會謹慎行事。
常言道︰「地獄之路是由良好意圖鋪成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香港雖然是個法治社會，可是依舊受着中國傳統思維所影響，社會上充斥着太多「法外情」、「於心何忍」、「法律不外乎人情」等概念，討論時盡佔道德高地，每每凌駕於法律和入境條例之上。這些難以窮盡，複雜而主觀的感情考慮，對香港社會是否過於沉重？
梁亦華
教院高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