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北島所言，《時間的玫瑰》是一部難以歸類的書。既似是詩人傳記，然而其中又包含大篇幅的詩歌、譯詩的比較評論，摻雜作者的個人回憶、旅行筆記——其實就是一部詩人談詩人和詩的書。各章副題是詩句摘抄，「我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昨天的太陽被黑色擔架抬走」，一句句如不同設計風格的半掩的門，引誘我們進入各詩人身處的時空。九位詩人全是歐洲男性，出生年份橫跨1875﹣1934年，取材反映同為詩人的北島的美學判斷：二十世紀上半葉既是人類史上最黑暗的年月，同時也是詩歌的黃金時代。
北島數次提及他為文革一代感到慶幸，因為禁書運動加深了他們的精神饑渴，正因為壓迫、危險與匱乏，才有「偷嚐禁果的狂喜」。在他眼中，他書寫的詩人們之所以偉大，也是因為他們生於憂患，不但經歷十九世紀末歐洲的社會劇變，更無可選擇地捲入俄國革命、兩次大戰、種族清洗、西班牙內戰、紅色恐怖交織而成的巨大漩渦，各自花葉飄零，在大時代中苟延殘喘，一些如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被暴政殺死，一些如策蘭（Paul Celan）、特拉克爾（Georg Trakl）不堪生活的磨難而自毀，而他們的詩歌，就像洛爾迦所想，是「藝術家所愛過的一切的悲哀遺物。」
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一生處處是閃光，他和布紐爾曾經相當要好，與達利份屬同性戀人，跟聶魯達惺惺相識，他的詩很早就受世間認可，年輕時曾辦吉卜賽深歌藝術節，三十年代初突然轉身建立劇團，在西班牙以至美洲都取得成功，一直在詩、音樂、戲劇中打轉。如此順遂的人生卻因為內戰而急轉直下，他雖然敏銳地預感到山雨欲來，卻避不過暴政的魔爪，很快就被逮捕、槍決。他的命運頗能代表十九世紀末出生的歐洲文人，大多是剛趕及盛開即被粗暴割下的玫瑰。
書中曼德爾施塔姆的一章穿插着北島透過趙一凡接觸曼氏作品的經過，交織文革中的個人經歷與俄國文人在史太林治下的慘酷命運；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章多有比較詩人的長短詩，也頻密引用里氏情人莎洛美的回憶與評論；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的一篇則回憶他們之間的交往，以特氏的別墅「藍房子」作為貫穿全文的意象，又多次加入特氏的回憶錄章節。北島細心勾織記憶與文獻的絲線，每篇選取的素材不盡相似，雖往往以克制、平淡的語言收筆，卻能使讀者為那些悲哀的終局神傷，久久不能釋懷。
查映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