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相信，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這個甚麼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明天便可以解散。明顯，偉大的特區政府官員不這樣想。
「只不過是做點宣傳，無傷大雅吧。」敢問政府，為何會認為在這個資訊發達的社會，市民會蒙昧至不知糖和鹽吃得太多對身體無益？假如是出於個人選擇，想吃得鹹一點和甜一點，可以嗎？
「你知道肥胖和高血壓是兩大都市病嗎？這些人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的壓力又有多大？你又知道飲食對健康的影響有多大？」這些健康資訊，我都知，心領了。我更加知道，社會上總有一群人，喜歡對別人的生活習慣指指點點，並從而得到高人一點的自豪。
「你這樣說不公道。只不過是好心想大家都活得更健康罷了，你就算不感激別人的好意，也犯不着要批評別人吧。」我知道，會參與這些所謂「公益事業」的人上人，總會覺得自己動機善良，可是久而久之，善良的動機就變成合理化一切行為的依據；借用洋人的一句：「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設而成的。」
不信？來個沙盤推演吧。最近，有位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的成員提出，要求飲品「走甜」的客人，食肆可以考慮少收五毫作為獎勵。
五毫，不算甚麼錢吧。膠袋稅，也只不過是五毫。這位前主播兼公營機構公關大員的建議，以逆向思維去想，也等於叫食肆向要求砂糖的食客徵收五毫糖稅。
「沒有這麼嚴重吧。一，這是自願性質的計劃，而且只是建議。二，少收五毫和多收五毫的意義不一樣吧。」
先試先行為立法鋪路
許多政府政策，都是由這種自願性質的先試先行開始。之後，若然自願計劃成效不彰，政府可以說必須立例，才能令政策有約束性。要是自願計劃有一定成績，政府也可以說先試先行肯定了政策的成效，值得以立法模式規管食肆。總之，官字兩個口，你懂的。
至於強制少收五毫，是否等於對別的消費者多收了一筆錢，這個問題，我以例子回答大家。試想，當年的政府要是真的玩民粹，立例要求零售商向所有提出不要膠袋的客戶少收五毫，結果會怎樣？從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兩個政策基本上沒有分別。當然，要是從新潮一點的行為經濟學分析，以少收五毫做誘因，效果應該不如五毫懲罰性徵稅。
前女主播的妙計，聽來沒有殺傷力，除了我這種連別人過問自己吃甚麼怎樣吃都會覺得反感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一般市民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反對。不過，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的成員，最終又是否甘於只是提出這種沒有約束力的建議？我想這個問題，只有他們自己心知肚明。
溯本追源，這股反鹽反糖的浪潮，始於歐美先進國家。「人家民主政府關心人民健康，有甚麼問題？」對不起，假如對自七十年代興起的新左翼運動有點了解，就知道當年歐美的社會運動家，健康只是抗爭的配菜，真正劍指卻是幾家大型跨國企業。
要知道，三、四十年前，最具規模的跨國企業，不少都是從事飲食；而這些以工業模式運作的飲食企業，如飲品和快餐，生產運作程序當中，用得最多就是反式脂肪和糖。事實上，社會運動家已經成功地將反式脂肪非法化，糖又怎可能獨善其身呢？
「為甚麼新左翼要如此攻擊這些飲食跨國企業？」一，左翼對資本家的仇恨和恐懼，恕我不用多花筆墨去解釋。二，新左翼運動家明白，經過二十世紀共產極權統治，世人很難全盤接受馬克思原教旨主義，他們要深耕細作，瓦解資本主義，不可以一開始便全盤否定資本主義，而是要一步步以name and shame的手法，打擊資本主義中最成功的企業和行業。
百多年前的共產狂熱，本來是很純，很真。可惜這個意識形態，沒有在人間建立烏托邦，卻讓法西斯的野心家有機可乘，建立起人類史上最可怕的政權。新左翼也沒有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卻讓官僚跨國跨區，不斷擴張，蠶食市場和社會。
健康絕對是個人的責任，請不要將之提升到道德和公共政策層面，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樣被禁的會是甚麼（提示：有說指攝取過多的澱粉質如粥粉麵飯，可能導致糖尿病）。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