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本土主義「蘇民黨」大捷，令不少香港政治愛好者都感到異常雀躍。有次飯敍，跟兩位朋友H和P討論到這個問題：「究竟香港新一代的政治參與者，從『蘇民黨』的成功可以學到些甚麼？」
毫無疑問，「深黃市民」經歷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之後，自然會期待有運動的代表人物，積極參與未來兩個選舉，動員香港的首投族，改變香港政治的頹風；就算不可以像「蘇民黨」般在制度中舉足輕重，最少也可以像台灣太陽花那樣，鼓動起一時風氣。
「不要忘記，今天的泛民議員，曾幾何時也熱血滿腔。民主派就是因為長期糾纏在選舉政治，被制度同化了。我擔心是，大家寄予厚望的年輕人，一旦參與了選舉這個遊戲，運動就變質；他們在選舉失敗了還好，習慣了那套遊戲規則，考慮就不一樣，恐怕會變得像今天的泛民政客一般模樣。」我說。
議政和論政，要有分工。民主派多年以來，都沒有在意識形態和論述下工夫，就算是學院中的民主派友好，都是選舉政治的狂熱分子，以拆解選戰和部署為樂。我明白，有不少人相信，沒有權力，就不用談改變制度；這套思維的盲點，就是忽略了制度將人同化的強大威力。
以梁國雄為例。加入制度之前，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馬克斯主義信徒。當選後，他雖然繼續穿上同一件哲古華拉汗衣，但細心觀察的都知道，今天的長毛已經是另一個人。沒有人知道，他有沒有忘記初衷，但極端激進的主張已不再宣諸於口。
「在制度外，又可以怎樣帶來改變？不再在意識形態上堅持純淨，換取在制度中左右大局的權力，有問題嗎？」朋友P問。
我不是反對有志者從政，畢竟這個工作還是要有人去做；我只是對民主派多年來只有選舉沒有論述的方針極有保留。
「那麼我們可以做甚麼？」朋友H問。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模式，不是沒有弱點。」我說。
京圖改變香港將付巨大代價
首先，維繫一個極權政府，需要極多資源，而且社會結構要被扭曲到非常簡陋。香港跟大陸是截然不同的社會，我們要讓北京知道，要將香港同化成大陸那種模樣，要花的人力物力，可能超出他們的想像。
其次，香港是一個歷史的偶然。雖然近年越來越多人說，中國大陸有深圳上海等，但香港就是香港。不要忘記，二次大戰後，新加坡未立國，韓戰在打，國民黨在台灣還在打算反攻大陸，香港就吸納了全中國最精英的人才，以及亞非各國去殖化後無家可歸的洋人精英。莫講中共不可能複製出另一個香港，就連香港要再複製出過去的成功，也沒有那種千載難逢的條件。
當然，我不能排除，今天的中共領袖，可能已經不認為香港模式有任何可取之處。又或者，強國崛起的歡呼聲令他們認為，現在是時候向世界證明，北京的一套優勝於西方列強一直吹捧的東方之珠香港精神，更不惜一切也要用這個城市的命運，來證明他們的信念。
假如這是香港的宿命，我也有理由相信，歷史會得出一個結論：「北京嘗試改變香港，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價。」雖然我不知道具體的代價是甚麼，但今天我已經可以肯定說，從成本效益角度，北京讓香港人過自己的活，河水不犯井水，是對北京和香港最有利的結局。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威脅北京，也沒有那個能耐。但是現在無論是香港抑或北京，都沒有人知道可以怎樣消弭中港矛盾。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只有讓時間去治癒這個傷口。在期間，北京要確保本土的情緒不會醞釀發酵，可以借鏡的，除了英聯邦的歷史，就是蘇維埃這個短命種；前者透過代議政制，化解了許多糾紛，後者則浪費國力在維繫一國，結果在內耗下，令一黨專政崩潰。
中共應該比誰都明白，一個需要用大量資源維穩的國度，沒有餘力去節外生枝。搞不好令港獨像蘇獨般成為主流意識，就為時已晚，悔恨難返。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