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學生，不少都記得當年會考中文課程的範文《店鋪》。當我們也快要遺忘曾幾何時會考的記憶，竟然在報章又再見到西西的名字。
話說文學界裏的有心人，拍了一套關於西西的紀錄片，執導的是《香港製造》的陳果。兩個在不同年代在文藝界演繹香港面貌的創作人，交遇的結果諷刺也是一場世代之爭。西西的好友何福仁在報章撰文，指陳果「拍了一套自己不懂得的電影」。導演陳果則提出了各種質疑，其中最值得再三細味的是：「為甚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
根據何福仁的解說，《我城》用「我」而非「我們」，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這個年頭，雖然很多人抱怨社會變得自私功利，可是在語文上，「我們」的使用越來越氾濫，反映了去個人化的集體意識。反而從幾十年前的文字，見到更多對個體完整的尊重，雖然當年的社會和生活，更依賴社群和集體。究竟文藝作品反映是現實還是理想，這個哲學的問題，我還是留給有識之士去辨析。
我更感興趣的是，西西與陳果這對兩個時代的人，對這個城市有近乎完全相反的觀感。話說在西西的《我城》中，許多片段是大街小巷；雖然筆下的世界已經事過境遷，但要是認真尋找，香港還是有不少留下了舊日景色的地方。陳果的取景，有些還不是在大家認知中的城市，例如南生圍。
香港有沒有發展的基因?
為何選南生圍呢？根據何福仁的筆述，原來西西沒有到過南生圍。不過，導演陳果則認為，南生圍快要消失，所以要趕快將景色記錄下來。假如文藝就是要將不永恆的事物，變成永恒的記憶，創作人少不免要有加點感情的張力和個人幻想；紀錄片，究竟是要為了留下對主題的記憶？還是導演的個人感觀呢？話雖如此，兩者沒有必然的衝突，但明顯西西和陳果的配搭，矛盾甚是明顯。
在我生長的時空，共識中的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有種珍惜，但預期中總有「派對完結的一天」。更有一派人認知中的香港，是「被奪走了的地方」；他們的主張可以說是更積極，但也更衝動，更無所不用其極。
或許導演相信，西西的《我城》在過去幾年被新一代本土重新捧讀，所以用來對抗南生圍可能即將面對的發展是絕配。不過，最根本的問題是，究竟香港這個城市，本質當中有沒有發展這個基因？我很希望在西西的口中，知道答案是甚麼。當然，香港今非昔比，但這個詞語未必是貶義。為何硬要將不同的事，分個高低？
說是保育，其實是要將香港凍結在某個時空。究竟要凍結在哪裏？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或者更早？不要忘記，那時的香港就是變數極大的社會，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人，是否真的擁抱那種不斷的發展和轉變。
一百年前，據說南生圍是稻田，種鹹水稻。大半世紀前，開始有人將田改建成漁塘，今天大家見到所謂的濕地，其實是人工建構。有魚，就開始有雀鳥。現在的南生圍，不少漁塘荒廢，這個地方漸漸變成了城市人周末的旅遊點。其實香港的面貌一直都在變；變未必不好，未來也不一定不比今天。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