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近日接受傳媒專訪，談及香港管治的兩大問題：一是體制上有很多漏洞，二是政治人才不足，而兩者又是相關聯的，「如果政治制度本身沒有空間給政治人才，一些能幹的人、有潛質的人當然不會考慮從政」。管治之難，使有能力的人不會考慮從政，已經從政的能幹人，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感到自己不過是一個局外人。而一向斯文、問責官員中名望最高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上周六在落區宣傳政改時也一度情緒失控，與市民發生激烈辯論。
政府官員的反常行為，反映了香港現時政治空間的狹窄、懨悶和扭曲，無疑與中央日益縮緊的治港方針有關。表面上看，是集權與分權的爭議，香港漸失話事權，但其實不是權力數量的分配問題，而與權力的性質有關。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的核心是人人平等和公開透明，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相脗合。香港沿襲普通法傳統，審判中採取由普通市民隨機組成的陪審團制度，發揮着對公共權力和體制的限制功能。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將這種陪審團制度視為實現人民自治的重要手段。雖然香港政治權力的產生，尚有待民主賦權的普選程序予以完善，但現存政治權力，卻一直是在具備民主屬性的法治體系中接受監督和有效運行。
而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中央政府，其權力的專制性質，卻與香港「人人平等、公開透明」法治環境孕育出來的公共權力大相逕庭。北京權力靠暴力獲得和維繫，既不是人民平等協商的結果，又缺乏公開透明的操作體系。公權力被獨裁者所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共執政以來敗績不斷，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以及近來劉曉波、浦志強、高瑜等異議人士被刑拘等等，成為這個政權無法抹去的污點。
面對這樣一個污點政權，猶如面對一個帶有病毒的政治機體，人們不免心存戒心，惟恐避之不及。以世界三大華人地區而言，新加坡華人稱「我們是華人，不是中國人」；在台灣，最新的兩岸獨統指數顯示，2014年，支持台獨與反對統一的人數比例已達到歷史高點；而據港大2013年市民身份認同感調查，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亦創十四年新低。港府官員要在這種身份認同創新低的民眾中推銷「中國」方案，自然會話不投機。
但另一方面，中國既是合法的主權國家，又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化浪潮中，拒絕與中國打交道，並非明智的選擇。最近中國組建亞投行，最初美國以項目缺乏透明度等理由質疑並反對盟國加入，並批評英國不顧美國反對決定加入的舉動是「遷就」中國，而英國的回應是：遷就中國未必是壞事，我們需要做的是「聰明的遷就」。結果是57個國家成為了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奧巴馬近日不得不轉口，聲稱美國並沒有反對其他國家加入亞投行。
聰明的遷就
「聰明的遷就」，對目前香港的政改僵局，或許是一個有益的啟示。認為對政改方案「袋住先就是袋一世」的泛民人士，擔心的是一旦讓不良政權的病毒滲透到香港的政治機體，將貽害無窮。而主張「袋住先」的觀點認為，「一人一票」不是病毒，而是港人爭取了30年的成果，如果恨屋及烏，疑屋及烏，就會錯過「一鳥在手」的機會；即便中央篩選的意圖有失公正，但要相信港人自身的免疫能力會不斷提高，而中央政治機體內健康的細胞也在不斷地與專制病毒作抗爭，未來大陸和香港的政治仍有改善的可為空間。
面對污點政權，不採取防範措施，同流合污，只會自取滅亡；但水清則無魚，用政治潔癖的眼光看待中國的一切，或者說逢中必反，香港同樣無出路。對擁有政改方案否決權的泛民議員來說，這是一個艱難、但又必須做出的抉擇。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