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莉寄來了一份世界日報美加版，刊載了著名作家王鼎鈞的報導，鼎老也九十了，上次見到他已是三十年前，是名記者李勇在紐約請我及我二哥吃飯把鼎老約了出來，也是我離開台灣後和鼎鈞至今唯一的一次在他鄉共聚，培莉是陪客，當時我二哥是中國時報美洲版的主筆。
我年輕時與鼎老有過幾面之緣，當時他主編中國時報，也曾以方以直的筆名寫方塊文章，算算年紀那時他已是中年過後的人了，一身的正氣、沉默寡言，曾是個流亡學生。
遷居紐約後，他寫作不輟，回憶錄四部曲屬於磚頭大作，陶然主編的香港文學也報導過他，王鼎鈞說自己的人生是漂流的文學人生，從山東到上海到台灣又到了紐約，他大概早已準備在異鄉終老吧，一下子就到了人生的暮年了。
他在漂流中學會了割捨，但割捨不去的是文學的情懷，八年抗戰、四年內戰，有如一隻受了傷的野獸，只是台灣不是他能舐傷口的洞穴，他認為要認清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才能繼續寫下去……
他以一個很有深意的比喻來談自己的回憶錄，寫長篇小說需要一座森林，但我只有滿地的落葉……
在家鄉異鄉漂流歲月中感受到時空交錯，不知何去何從，照片中看到鼎老在演說中拭淚，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啊。
這種種傷心，正是在漂流歲月中體會到的人生。
有人拿魯迅與鼎老相比，魯迅以刀筆批判社會，而鼎老則是以溫軟之筆為人生提供暖意和希望，所以稱他是永遠的暖男。
唉，這樣的稱號要經歷多少的寒冷與漂泊歲月之後才能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