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2006年在建制派護航下匆匆通過、授權執法部門竊聽跟蹤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實施「三年三年又三年」後，政府終提出修例。人權組織、議員、網上媒體皆指修例內容不合時宜，例如近年便衣「明跟」、「明影」社運人士，並不受條例規管。此外，市民雖可向專員查詢有否被監視，但8年間有127宗查詢個案無人得直，機制形同虛設。
記者：雷子樂 馬志剛
政府今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最主要的修訂回應了兩代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提出多年的訴求，賦權專員查核執法人員的竊聽、跟蹤的成果，以加強監察。
「公共安全」定義不清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指出，近年警察屢在遊行集會近距離拍攝示威者的容貌，甚至在示威結束後跟蹤個別人士，有關做法已超出警方聲稱只作訓練用途、交通人流管制之目的，但這類「明跟」的行動，截取通訊條例並未能規管。「雖然喺公眾地方，但市民都有合理期望唔會俾執法部門嘅電子器材監控」。
政府至今未就《條例》中有關「公共安全」作清晰定義。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透露，多年前獲悉曾有一隊警察「狗仔隊」，原正跟蹤一名毒梟，突收到命令轉為跟蹤二、三線政治人物「整公仔、棺材」，甩掉毒梟線索，原因正是公共安全。
他擔心日後有人同樣藉詞公共安全竊聽政壇機密對話，扭曲立法原意。羅沃啟認為，政府應在今次修例中，加入條文道明不能因政治原因監控市民。
《條例》雖設有「進行審查的申請及通知」機制，讓市民向專員查詢自己究竟有否被竊聽、跟蹤，但專員只有在發現執法人員在沒有授權下進行監察，才會通知有關申請人。
專員若認為該項懷疑監察的行為，已超出提出申請日子逾一年、或認為申請屬「瑣屑無聊」，皆可不就個案進行審查。本報統計過去8年的資料發現，2006年至2013年，共有127名市民根據法例向專員提出審查申請，但沒有一宗申請得直。
倡竊聽後知會事主
羅沃啟批評有關審查機制形同虛設，應作修改。他指出，美國、加拿大、德國等法例都規定，執法部門在竊聽完畢後，必須知會當事人。
羅指出，當事人獲告知自己曾被監察，這才是他們可以查找自己有否被不合法竊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