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公佈在即，撬票言論「無厘頭」不斷湧現，泛民企硬不斷聯署，建制派虛張聲勢不斷民調，前戲紛紛，卻無高潮來臨。縱觀形勢，政改敗局似乎已定，而且是兩敗俱傷。中央給香港以普選民主，卻被以A貨為由遭到拒絕，習大大情何以堪？民主派多年苦苦追求一人一票的熱情，被8.31決定一瓢冷水潑滅，更重要的是否決方案後，重啟政改的路依舊茫然。原地踏步造成的精力和時間成本的損失，或令不少民主志士沮喪，從此心生退意。
主張對政改方案「袋住先」的民主黨成員黃成智在與公民黨梁家傑的辯論中，質問到：「請泛民的朋友告訴我，否決後應點樣去做？」梁反問黃：「點解唔問共產黨，要問我嘅？𠵱家我揸住個權咩成智兄？」梁先生一個「權」字，道出了政改困局之痛，即人權和主權的對抗。
以往主權在君，朕即國家，而今主權民賦，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政權正當性的理由，主權來源於人權，受限於人權，同時也為保護人權而存在。但中國依然是前現代社會的執政邏輯，主權通過暴力獲得並維持，國際社會雖然在不斷批評這種主權僭越人權的現實，卻無法否認大陸一黨專制下的主權國家屬性。
主權國家，不一定是民主體制，但要實施政治民主，卻非主權國家不可，這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胡安．林茨20年前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提出的觀點。林茨認為：「沒有國家就沒有現代民主」，他特別指出，1997年後香港的基本立憲權交回中國，其政治權威的有效性將受到極大限制。在解釋一國兩制時，他認為一國的內涵應該是「State」（政體）而非「Country」（國度），而獨裁政體下，香港「不可能產生一個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亞體制」。
同樣是分析香港從屬於大陸主權的問題，相比林茨對「亞民主」的負面評價，北京大學的強世功教授卻給過頗為正面的想像。強世功認為，一國之「國」被翻譯成country而不是state，「是精確地把握了一國兩制的思想精髓」。這裏「中國」的精神氣質「不能用現代主權國家的理論來思考，它不是單純的法律（政治）組織，而是一種文明秩序」，即如香港大學的陳弘毅教授所說，在同一種文明秩序中，香港是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
「準國家」之後，又有香港學者沈旭暉提出香港政制的「次主權」性，資深媒體人練乙錚曾撰文〈次主權是個好東西〉予以附和，呼籲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重構兩岸權力框架。對於香港這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次主權或亞主權的概念，亦不妨深入討論和實踐。
亞民主、準國家、次主權，都是在闡釋香港憲制的特殊地位：既不同於內地單一制集權模式，具有高度自治的發展空間；但又始終擺脫不了黨國主權的影響。在這種憲制模式下，真普選有如鏡花水月，而準普選或將成為港人的次優選擇。好比渴者面對半瓶水，現實主義者會倍加珍惜，理想主義者卻因看不到滿瓶水，甚至將半瓶水也要倒掉。那種將2017年一人一票選舉等同無法治、無自由的北韓選舉，就是要將港人近三十年爭取民主的成果全部清零的說法。
政權認受需官民持續互動
在反對「袋住先」的聲音中，普遍認為如果特首是在中央控制出閘的候選人中產生，經過一人一票選出後，就會具有虛假的民意認受性，令特首可以挾民意幹出許多只遵北京聖旨而不顧香港利益的壞事，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假定公民提名的方式被中央接受，以阿爺和建制派財大氣粗的勢力參與選舉，以及泛民人士從政經驗不足缺乏競爭力、只能陪跑的現實，建制派候選人勝出亦是大概率事件。如果這樣，公民提名產生的特首，就不會挾民意幹壞事嗎？
認受性（Legitimacy）不僅僅是對公共權力被動的順從，而且還有對其正當性的追問，亦並非選舉結束便萬事大吉，更重要的是公民與政權持續的互動和契合過程。不管是競爭性充份的公民提名，還是競爭性受限的8.31框架下選舉程序，其民主成效的取得和維持，都離不開這個互動和契合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可以發現「眾意」（Will of all）的多數，還是形成「公意」（General will），即包括少數在內之共識的必要途徑，而共識，才是構成穩定政治共同體的基礎。
倘若林茨教授的「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民主」此話成真，而「亞民主」、「次主權」理念下的「準普選」試驗又要被否決，香港民主何去何從，或許沒有人能夠回答。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