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彥修先生高齡謝世前不久，出版了《平生六記》，憶述親身經歷的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肅反」、反右派和「四清」。薄薄的一本，所記雖屬私人回憶，但他先後任職地方或中央的新聞、出版單位，層面較高，內涵厚重。其中第三節《鎮反記慎》與最末的《反右記幸》，是描述不同時間、地點和鬥爭對象的兩大政治運動，卻因一位政法系高官而或明或暗有了關聯。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個夜晚，南方日報社接到省公安廳緊急通知，稱翌日在廣州處決一百四十多名反革命罪犯，要求在報上公佈並配合宣傳。但罪犯名單及每人僅兩三行字的罪狀，令報社頗感為難：沒有任何宣傳資料，無法寫社論；一次處決這麼多人，在解放不久而又鄰近港澳的新區，如何使民眾接受？要處決的人犯除少數罪行比較清楚外，很多都含混不清。
身為社長的曾彥修打電話，向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反映。隨即，分局和省府的領導連夜開會研究，分局社會部部長兼省府XX廳長一再強調，大鎮反是毛主席、黨中央抓的，廣東已經晚了，有一千多人參與這次行動，此事已難以更改。曾彥修列席陳述報社的意見，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指示，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但材料要清楚，罪狀要明確。那位主管指着一位處長帶來的兩個麻袋，稱材料都在這裏。葉劍英和其他領導都支持曾彥修的意見，迫使他當場下令停止執行。可是，他對此事耿耿於懷。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任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曾彥修為保護下屬，挺身充數，成為《人民日報》點名的第一個「黨內右派」。那位主管早已升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動用權力跨領域部署了一場公審曾彥修的大會。在出版社大院集會，執行主席一開始就宣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的XX司長代表XXX副總檢察長發言，控訴『右派』分子曾彥修在廣州的罪行」。司長即當年提了兩麻袋材料的那位處長，「控訴」他作為南方日報社社長，拒絕為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宣傳，還公然包庇該槍斃的反革命罪犯，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必須予以嚴懲！曾彥修隨後請求發言獲准，詳盡講清了事實真相，大會就此收場，公審不了了之。
書中二「記」都提到那位高官，卻始終沒有寫出大名，有的地方還用XXX替代。這不知緣於老先生心存恕道，還是出版社清規戒律。其實關心時政的老廣東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執掌政法大權而後調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者，譚政文也。這位從紅軍時期即從事保衛、情報工作的老革命，早於一九六一年底病故，惟迄今涉及還需「為尊者諱」。年輕人讀及這類隱名的回憶文字，還真要有「打一個人名」的猜謎本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