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特首梁振英再次開炮，呼籲市民用選票將泛民逐出議會（vote them out）。在普選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的背景下，特首的言論自打嘴巴之餘，亦是不公允的表現。香港社會的政治化，從政治新聞（相對於政策新聞）佔據越來越多新聞版面就可以看出。無篩選的全面直選，無疑是最高理想；但若關於選舉方式的分歧無法達成共識，香港人是否要在這種對立和撕裂中無限淪陷？
李兆富昨日在本版的文章，點出了香港惡性循環的癥結——很多人都認為，社會的亂局，是政府無能的結果；他們本人比董、梁更勝任。這種「換人試試總會成功」的心態，李先生稱之為「瘋狂」。政府越管越多，越做越錯，如今更加是堂而皇之掛起黨派立場，這才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過身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完美示範了大政府模式的危險。要知道，李光耀成為政治強人，是在1965年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李稱之為「moment of anguish」。作為「馬來海洋中的一個華人島嶼」，李被迫要帶領新加坡在東西方大國的夾縫中謀求生存。這種強人政治能夠被市民所認同的時代背景，是新加坡被國民自詡「東南亞的以色列」的悲情所籠罩，生存壓力激發這個被驅除的小國要團結、自強，因此人民自願（或者無意識地）將自己的權利讓渡給一個務實、專斷的領導人。反觀如今的香港和中國大陸，已不是這樣的政經環境，民眾的訴求已不再是苟活，而是要追求更多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力。
讓一個獨裁者，尤其是成功的獨裁者讓渡權力是困難的。李光耀曾公開說，「我從來沒有因為民意調查或者歡迎度調查而憂慮或糾結過。我認為如果你為此過度憂慮或糾結，你就是一位虛弱無力的領導者」。在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富有國家後，針對獨裁政權的批評與日俱增——民眾的公民權力意識逐漸高漲，新加坡政府對民眾集會、言論、生活方式等方面事無巨細的嚴苛管制，必然引起了反彈和不滿。有趣的是，晚年開放台灣黨禁、報禁的蔣經國，是獨裁者中的特例。但台灣民主化的政治亂象，卻成為北京批評民主體制的有力武器。然而，無論如何，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說，「混亂而自由的台灣，民主制度在李登輝之後會永續經營；有秩序但無自由的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體制，將與其一起長眠地下。」既然在無論怎樣的選舉方式下，政府都是必要之惡，不如回到約束政府權力、保證行政中立這條路上。
新加坡政府對反對黨的打擊，和今日梁特首炮轟泛民的行為，其實沒有本質的差別。內閣制的新加坡政府，總統形同虛設，由議會中的多數黨黨魁擔任總理控制內閣和政府。但雖然有強制的全民直選，新加坡議會和政府從來都不是獨立的。行政從來不中立的政府通過控制經濟基礎、嚴刑峻法控制言論、集會等方式來打壓異見者，以保證人民行動黨在議會的主導權，只不過是比梁振英多走了五十步而已。這樣無所不能的政府，才是香港人真正要提防的。批評政府是容易的，將幾位高官當做人肉箭靶時時監督就可以了；但更要努力的，是維持中立和受監督的行政權。
李光耀曾多次預言香港——「香港值得有民主，但在現實中，我們不是經常都得到應得的東西」（1992年評彭定康政改方案）；「（北京）不想香港成為中國的政治模範，他們想香港成為中國的經濟模範；如果民主和自由市場合而為一，打造出繁榮的香港，這樣就是在挑戰他們的制度」（1992年接受TVB專訪時談香港前途）；「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逐漸失去英語優勢，經濟發展上只好依賴北京生存」（2013年出版《李光耀觀天下》）。李光耀沒有說的，是香港人如何要從立場、身份這種意識形態之爭中找到突破，向他學習一種更加務實的生存之道；在新加坡的威權模式中，看到香港的危險和機會。
陸昕慈
傳媒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