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其一生的功與過，其實和廿一世紀的今日格格不入，而更似十九世紀的專制帝王。在李光耀及其繼承者的統治之下，新加坡不但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近年經濟上更拋離了香港；然而在他的影響下，新加坡政治上卻仍然威權專制獨裁，新聞沒有自由，反對派不斷被打壓，近年則因為移民與外勞問題面臨族群衝突，反對派得票屢創新高，這一切，都是源自李光耀奠下的國策與影響。
李光耀的良好管治，就有如英治時期的幾位港督一樣，令新加坡的經濟不斷發展；然而有一點李光耀做得更徹底的，就是對華人文化中的惡劣部份視為大敵，更推動政策去毀滅之，其名言有：「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因此對國民實施嚴刑峻法，例如針對華人文化的「髒、亂、吵」（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均以鐵腕對付之，甚至保留了打藤的鞭刑，去對付某些罪行如破壞公物。以國際標準來看，當然是過於嚴厲甚至侵犯人權；然而從香港這個「反面教材」，足證一些放任的「包容論」則如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觀乎香港市容近二十年之倒退，看看香港北區四處亂拋垃圾的走私者，足證要根絕劣質文化的一面，最起碼要貫徹執行法律，而非單憑善意可以達至。
新加坡於1963年脫離英國，曾短暫「回歸」馬來西亞，合組馬來西亞聯邦；然而不足兩年，就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趕走。在馬來西亞之中，馬來人有特權，有如有些人認為某地「自古以來」是某國領土，認為「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李光耀反對這種「血濃於水」的種族主義，提倡「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追求種族平等──沒有種族特權的社會。對比今日的香港，很多人竟忘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理應是「香港人的香港」，而非「中國人的香港」，如今仍視非中國公民的香港人為「外國人」，或法例對非中國國籍者的歧視──如不得參選立法會議席（由直選到部份功能組別），很多香港人有如大陸的中國人般，把國籍、種族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不斷混淆，凡見非黃種的香港人，就常假定對方為「外人」，這其實才是真正的「排外」與「歧視」。
自97後新加坡經濟開始拋離香港，其中一點即為新加坡政府堅持守護自己的工業，而非好似香港人般，被誘騙幻想甚麼「中國好，香港好」，就主動奉送。以2014年的數據，製造業仍佔新加坡GDP的19%，足證政府如果有政策，工業走尖端之路不會一敗塗地，香港工業的衰亡，實為中國有意為之，即挖空香港的牆腳，令香港非靠中國不可。
然而有如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令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的腐化」，一個人以至集團在位太久，就算沒有腐敗，也變得不合時宜；最多人批判李光耀的「父傳子」──今日新加坡總理即為其長子，其次子又曾擔任最大國企的總裁兼CEO；幾十年來李氏家族權傾新加坡，雖然在國會保留象徵式的反對黨議席，李光耀終其一生卻沒有促成新加坡民主化，對比起上世紀的一些獨裁強人如蔣經國，則有所不如了。
林忌
時事評論員